六、渊源

中国境内的铜镜发现大体可分为三个区域：一是黄河下游和渭水流域的河南、陕西，二是中国北方长城沿线的内蒙古、辽宁和河北及东北地区，三是甘肃、青海、新疆相互毗邻的中国西北地区。我们分别从考古学年代、使用方法、纹饰、用途等方面进行探讨这柄铜镜的渊源。

综合前面的论述，尕马台发现这柄铜镜的年代在齐家文化晚期阶段。1988年到1997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在哈密市天山北路先后发掘墓葬700余座，出土有数百件圆方形铜牌饰，直径大小不一，小者在5厘米左右，大者6—10厘米，背有钮或边缘有孔，称为铜镜或镜形饰。这一墓地的早期铜镜常常是一座墓中、一骨架上覆盖数件、数十件圆形牌饰。在天山北路墓地，除少见的铜刀、锥、镰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外，绝大多数为铜装饰品，特别是以各种圆形和方形铜牌饰为大宗，反映出天山北路墓地独特的文化特征，铜镜就包括在各种圆形铜牌饰中。刘学堂认为天山北路墓地是目前国内早期铜镜资料最集中、最早的一处墓地，出土的铜镜不晚于齐家文化铜镜^[54]。考古发掘主持者吕恩国、常喜恩等在整理研究后，将墓葬分为四期，其中第三期开始出现素面铜镜，第四期有多圈短斜线纹铜镜，年代定在公元前19世纪到13世纪之间^[55]。李水城认为甘肃河西走廊的文化对新疆东部产生了影响，约距今3800年，并认为天山北路墓地年代与四坝文化基本同时，四坝文化绝对年代划在距今3950—3550年^[56]。可见，新疆天山北路地区发现的铜镜的时代早于尕马台发现的铜镜，从铜镜的基本形制来说尕马台铜镜直接或者间接受其影响。当然除了铜镜之外，其他的铜器如牌饰、铜刀等都是这一地区青铜文化影响的结果。

审视世界范围内的铜镜资料，古代铜镜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圆板带钮的铜镜，一类是带柄类型的铜镜。其中前者主要流行于东亚及其周边区域，尤以古代中国为代表；后者主要流行于西亚、中亚及近中东区域，以古代希腊、罗马、埃及等为代表，这一类铜镜在欧亚大陆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流行地域，据日本学者樋口隆康在其《古镜》一书介绍，早在公元前6000年的土耳其卡达尔弗克新石器时代地层中就有出土（黑曜石制作），至公元前3000—前2000年（早期铁器时代）的伊拉克基什遗址、伊朗苏萨遗址、巴基斯坦印达斯文明时期遗址中均有带柄铜镜出土，以后发现相当普遍^[57]。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伊拉克基什遗址（Kish Site），其年代在前2900—前2340年，是目前出土带柄铜镜最早的遗址。略晚的还有伊朗高原的苏萨遗址（Susa Site），还有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遗址（Hara-ppan Site）和摩佐达罗遗址（Mohen-jodayo Site），均为前2350—前1750年。带柄铜镜在我国唐、宋以后也有较为普遍出现，但其镜面与镜柄系同体铸造，镜背多与我国传统纹饰母题相近，且镜面形制较为多样（除圆形外还有葵瓣形、菱花形等），另外宋代以后的大多此类镜背中心部位标有记铭、号铭等文字^[58]，当是早期钮形镜的一种继续。因此，我国境内发现带柄镜使用，当是外来文化传播和影响所致。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是一个偶然现象，源于西方的权杖头在前3000年前后已传入中国西北地区，前二千纪初期在西北诸文化中开始大量发现^[59]，这种文化交流的是在以新疆东部地区、甘青地区为中心的中国西北冶金文化圈为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