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余论
通过对尕马台齐家文化铜镜的相关问题研究后，我们基本清晰了考古所发现齐家文化铜镜的时代、装饰艺术、使用方式、用途、渊源等问题提出了我们的观点如下，第一，认为这柄铜镜的时代在齐家文化晚期阶段；第二，这柄铜镜的使用方法大致经历了用钮使用和用柄使用两个阶段；第三，这柄铜镜的纹饰是已发现铜镜中较为流行的纹样，应该受到史前时期白陶装饰纹饰的影响；第四，这柄铜镜的用途和功能除了用来照容之外，还是北方萨满教使用的法器，且M25的墓主应为主持祭祀或者重要礼仪活动的萨满；第五，这柄铜镜是今新疆天山北路地区、中原史前文化与外来文化共同交流、融合的产物。
就这柄铜镜提供的视角和已有的研究成果[60]，可以看出齐家文化的铜器来自不同的地区，并且形制和母题来自不同的渠道，大多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铜镜中对东方白陶文化和青铜镜纹饰的应用可以看出，外来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并非原封不动的被齐家文化全盘接受，而是存在改造和创新。外来文化以欧亚草原地区文化因素较多，如刀、空首斧、平板斧、矛等，也有一些是中亚地区的文化，如单层的环饰、铜泡等。这些铜器始终并未形成典型的齐家文化特征的铜器组合而影响中原文化的铜器传统。至于这件铜器的制作技术的来源，限于当前的材料，本文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有待考古学和冶金史研究的更好合作。
另外，关于甘青地区乃至中国早期铜镜的起源问题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大多是从考古学的证据出发，利用自然科学技术的相关手段进行的类比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和结论，往往忽视了引起这一文化现象发生的动因问题，这一过程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与之相关的是全球气候干冷化引起的资源不均和人口扩张，以至农业生产方式的瓦解和游牧化过度密切相关[61]。通过这柄铜镜的源流可以看出，大约在前二千纪前后，在中国境内已经形成中原地区、黄河上游地区、新疆东部地区三个各具特色的制铜中心，黄河上游的河湟地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之一，是青铜文化交流互动的关键地区。
齐家文化遗址（墓地）共1100余处[62]，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渭河、洮河、大夏河、湟水、西汉水等，中心地区在渭河上游、洮河中下游、湟水中下游，在齐家文化分布的区域内，地形复杂，地貌、自然环境不同，海拔在1200—3000米，水资源丰富，气候属于温带半湿润区[63]，时代与中原地区的夏代纪年相当。齐家文化发现的大型中心性聚落、随葬品丰富的权贵墓葬、熟练的冶金术、发达的旱作农业以及独具特色的玉器，表明其已经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注释】
[1]任晓燕：《贵南尕马台遗址与墓地》，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再现文明：青海省基本建设考古重要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34—44页。
[2]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贵南尕马台》，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04页。
[3]尕马台出土这件铜镜的厚度报道不一。宋新潮文中谓之厚0.4厘米，或为0.3厘米，也有报道厚3厘米，厚为0.25厘米。这里从最新报告《贵南尕马台》中报道厚为0.25厘米，见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贵南尕马台》，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30页。
[4]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我省考古工作的一项重大发现》，《青海日报》1978年2月18日。
[5]李虎侯：《齐家文化铜镜的非破坏鉴定——快中子放射化分析法》，《考古》1980年第4期。
[6]宋新潮：《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
[7]董亚巍：《论古代铜镜制模技术的三个历程》，《收藏家》2004年第2期。
[8]刘学堂：《新疆地区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新疆文物》1993年第1期；刘学堂：《论中国早期铜镜源于西域说》，《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7月。
[9]程建：《试论中国铜镜的起源和早期映照的方式》，《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
[10]何堂坤：《铜镜起源初探》，《考古》1988年第2期。
[11]李淮生：《中国铜镜的起源及早期传播》，《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12]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孙淑云等：《甘肃省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白云翔：《中国的早期铜器与青铜器的起源》，《东南文化》2002年第7期；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王振：《从齐家文化铜器分析看中国铜器的起源与发展》，《西部考古》（第3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74—90页；杨建华、邵会秋：《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3期。
[13]刘学堂、李文瑛：《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新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藏学学刊》（第3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
[14]陈洪海、格桑本、李国林：《试论宗日遗址的文化性质》，《考古》1998年第5期。
[15]任晓燕：《贵南尕马台遗址与墓地》，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再现文明：青海省基本建设考古重要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34—45页；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贵南尕马台》，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04页。
[16]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上、下）》，《考古学报》1987年第1、2期。
[17]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
[18]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的碳十四数据集（1965—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72—284页。
[20]叶茂林：《喇家遗址绝对年代的初步认识》，《中国文物报》2004年2月6日。
[21]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安志敏：《中国早起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22]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6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页，图版二。
[23]上海博物馆编：《镜映乾坤——罗伊德·扣岑先生捐赠铜镜精粹》，上海：上海书画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21页。
[24]哈密博物馆：《哈密文物精粹》，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6、89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第103-104页；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6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4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年安阳大司空南地的两座殷墓》，《考古》1989年第7期。
[27]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4页。
[28]高阿申：《甘肃平凉发现一件商代铜镜》，《文物》1991年第5期。
[29]李汉才：《青海湟中县发现古代双马铜钺和铜镜》，《文物》1992年第2期。
[30]姚生民：《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
[31]［俄］A.A.提什金、H.H.谢列金著：《金属镜：阿尔泰古代和中世纪的资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6页，图二，7。
[3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鄯善县苏贝希墓群三号墓地》，《新疆文物》1994年第2期。
[33]乌鲁木齐文管所：《乌鲁木齐板房沟新发现的两批铜器》，《新疆文物》1990年第4期。
[34]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局：《2009年新疆伊吾县托背粱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4期。
[35]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再现文明：青海省基本建设考古重要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06页。
[3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艾丁湖墓葬》，《考古》1982年第4期。
[3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新源铁木里克古墓群》，《文物》1988年第8期。
[38]关于镜背和镜面的区别，在《贵南尕马台》的描述中应当有误，铜镜的正面应为光滑的一面，装有有纹饰和镜钮的一面应为镜背。
[39]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6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页，图版二。
[40]J.G.Andersson，“Hunting Magie in the Animal Stgle，”MFEAB.NO.4.1932.又见刘一曼、孔祥星：《中国早期铜镜的区系及源流》，《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569—584页。
[41]李汉才：《青海湟中县发现古代双马铜钺及铜镜》，《文物》1992年第2期。
[42]宋新潮：《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
[43]高西省：《中国早期铜镜的发现与研究》，见氏著《中国早期铜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44]刘学堂：《论中国早期铜镜源于西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7期。
[45]哈密博物馆编：《哈密文物精粹》，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89页。
[46]贺刚、陈利文：《高庙文化及其对外传播和影响》，《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47]岳阳市文物工作队、钱粮湖农场文管会：《钱粮湖坟山堡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1994年第6辑，第31页，图十六。
[48]注：这两个遗址出土器物的碳十四年代均未经树木年轮校正。
[49]郭静云、郭立新：《从新石器时代刻纹白陶和八角形图看平原与山地文化的关系》，《东南文化》2014年第4期。
[50]谷飞：《白陶源流浅析》，《中原文物》1993年第3期。
[51]张俭俭、李伟东、王芬：《中国古代白陶》，《中国陶瓷》2011年第4期，。
[52]叶茂林：《青海喇家遗址新发现白陶和初步研究》，《中国文物报》2014年8月29日。
[53]［俄］弗拉基米尔·库巴列夫著，周金玲译：《亚洲游牧民族使用的铜镜是考古学的原始资料》，《新疆文物》2005年第1期。
[54]刘学堂：《论中国早期铜镜源于西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7期。
[55]吕恩国、常喜恩：《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72—193页。
[56]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57]［俄］A.A.提什金、H.H.谢列金著：《金属镜：阿尔泰古代和中世纪的资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A.H.Dina and V.M.Masson，eds.，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Central Asia，Volume，The dawn of civilization：earliest times to 700B.C，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1992.该书中译本见A.H.丹尼、V.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1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
[58]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37—212页；王仲殊：《铜镜》，《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59]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60]杨建华、邵会秋：《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3期。
[6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6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36页。
[63]若按照行政区划定位，齐家文化东起甘肃省宁县，西至青海省海北州沙柳河，北达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南抵甘肃省文县，东西长达800多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