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石窟考古类

石窟考古类的文章涉及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和法泉寺石窟和炳灵寺石窟等。其中以对敦煌壁画、洞窟内容的考释为多。蔡伟堂（敦煌研究院）《莫高窟早期三窟与弥勒信仰》认为：莫高窟自创建始就与弥勒信仰及其造像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第268、272、275窟等早期三窟的弥勒造像，开创了敦煌石窟弥勒信仰艺术之先河。早期三窟的开凿，以弥勒信仰艺术为主旨，深刻反映了当时僧俗民众的信仰意识，外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以及动荡不安的社会精神需求。沙武田（兰州大学）《敦煌莫高窟“报恩吉祥窟”再考》就P.2991《报恩吉祥之窟记》所记僧镇国所建功德窟“报恩吉祥窟”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文章结合写本所记洞窟的基本信息，如洞窟的“报恩”思想、主尊彩塑一铺“卢舍那佛并八大菩萨像”、彩塑所在洞窟空间建筑“富（当）阳”等，最终确认莫高窟第235窟极有可能即是此“报恩吉祥窟”。杨森（敦煌研究院）《敦煌壁画中的麈尾图像研究》认为：敦煌壁画中的麈尾图像零星始见于西魏，至隋唐、五代宋数量大增，主要集中在《维摩诘经变》中。敦煌壁画中的麈尾图像种类很多，许多形态在中原少见或未曾见到，其出现时间与中原地区相近，出现原因则与玄学有关。胡同庆（敦煌研究院）《敦煌壁画中的杖具——锡杖考》对敦煌壁画、绢画、石刻、金铜器中的锡杖图像以及法门寺出土的锡杖实物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比较，并结合佛教经典就锡杖的造型、制作、功用以及与持杖人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考证。李重申、路志峻（兰州理工大学）《从敦煌壁画中看古代举重体育文化》认为：举重自古以来就是显示人类力量的一种体育运动形式。敦煌壁画和幡画中生动形象地反映出古代崇尚举重的体育精神，如举象、举钟、举车、举铁等。敦煌壁画中的举重运动是我国所见较为珍贵的形象资料，它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卢秀文（敦煌研究院）《敦煌壁画中的妇女额黄妆》指出：额黄又称“鹅黄”“蕊黄”“月黄”“花黄”“宫黄”“约黄”，是指在额发际涂黄色粉或以黄粉在眉心作圆形、月形而得名。方法有染画、粘贴、用颜料绘成等。莫高窟盛唐第445窟宫女像、敦煌北宋绢画供养人像均有表现。涂额黄最常用的颜料有一种类似天然的铅黄。黄面妆是南北朝以前，汉族妇子对少数民族面部化妆的吸取，这种风俗的产生，与佛教的流行有一定的关系。

陶兴华（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陇上明珠 古刹法泉》系统介绍了位于甘肃省靖远县城东十公里的法泉寺石窟。法泉寺始建于北魏，以岩崖下“清泉”而名为“法泉寺”。经历代凿修和扩建，积累了数量众多的壁画、雕塑。而观音堂前殿为木结构竭山式卷脊三楹，前檐斗拱为米字形，“类同敦煌莫高窟”。魏文斌（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水帘洞石窟群与麦积山等石窟的关系》论证了甘肃武山县水帘洞石窟群与麦积山等石窟的关系。曹学文（炳灵寺文研所）《“炳灵”之名确实来自于藏语》针对此前有学者对“‘炳灵’为藏语说”的疑问给予了新的回答。

考古类有两篇文章讨论了新近敦煌出土简牍和有关书法家张芝的遗迹问题。李岩云（敦煌市博物馆）《1998年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的一批简牍涉及的相关问题》谈到了1998年敦煌博物馆在小方盘城南侧废墟文化层中发现的一批木简的情况。文章指出：这批木简涉及玉门都尉府上报文书、仓廪责任、私人信件、粮钱簿、边塞挈令、里程、置驿等内容，其中玉门置、将军起居簿、边塞挈令等问题是较为重要的新发现。张存良、伏俊琏（西北师范大学）《草圣张芝在陇上的两处遗迹》关注的是东汉末年我国著名书法家敦煌人张芝。张芝素有“草圣”之称，而敦煌的“墨池”和武威的“澄华井”残碑出土地是张芝留下的两处遗迹。

李怀顺（西北师范大学）《论安特生甘青考古及其“中国文化西来说”》则对安特生甘青考古的成绩提出了新的认识。文章认为：1923—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甘肃、青海从事考古活动，发现了许多著名遗址及遗物，并将甘青地区的古文化分为6期。依据考古材料，安特生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这与其说是安特生的错误，还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错误。安特生的工作具有初创之功，安特生的分期与年代的推定，至今在中国考古学界仍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