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点新的认识
那么，到底青铜卣的前身是什么呢？郑州二里岗遗址出土一件陶壶（C1H4：11）[23]（图4，4），其与郑州向阳回民食品厂出土青铜卣的形制十分相似，小口微敛，长颈斜直，溜肩，肩部两侧有两个对称的贯耳，深腹略圆鼓，圜底近平，下附矮圈足，属二里岗上层一期器。二里岗下层二期也出土形制类似的陶壶（C1H1：19）[24]（图4，3）。如此，青铜卣应是从陶壶演变而来的。郑州向阳回民食品厂出土的青铜卣制作精美，装饰华丽，推测青铜卣此时已经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它并不是形制最原始的青铜卣。从二里岗下层向前追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壶[25]（图4，2），深鼓腹，肩部饰贯耳，圈足，形制与二里岗下层二期陶壶（C1H1：19）比较接近。山东泗水尹家城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壶[26]（图4，1）也是深鼓腹，肩部饰四纽，圈足。这4件陶壶由早到晚的演变轨迹十分清晰，所以认为青铜卣是从陶壶演变而来，具体地说是从贯耳陶壶演变而来应该不存在问题。
图4
1.泗水尹家城出土陶壶 2.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壶 3.二里冈下层出土陶壶C1H1：19 4.二里冈上层出土陶壶C1H4：11
本文以《略论商周时期青铜卣的起源问题——以罐形卣为例》为题原刊于《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
【注释】
[1]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2]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3]梁彦民：《周初筒形卣研究》，《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2期。
[4]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36页。
[5]郭宝钧：《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49页。
[6]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7]张静：《商周青铜甗初论》，西安：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文博学院，2002年，第3页。
[8]张翀：《商周时期青铜豆综合研究》，西安：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文博学院，2006年，第18—22页。
[9]杜金鹏：《商周铜爵研究》，《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10]张小丽：《出土商周青铜尊研究》，西安：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文博学院，2004年，第22—27页。
[11]张婷：《商周青铜盘的初步研究》，西安：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文博学院，2004年。
[12]张懋镕：《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华学》第8辑，北京：紫荆城出版社，2006年，第53—59页。
[13]李济：《殷墟白陶发展之程序》，《历史语言所集刊》（第28册），文字是李济依据梁思永记录。
[14]李济：《殷墟白陶发展之程序》，《历史语言所集刊》（第28册），文字是李济依据梁思永记录。
[15]李济：《殷墟白陶发展之程序》，《历史语言所集刊》（第28册），文字是李济依据梁思永记录。
[16]为尊重原文，本文行文还称其为圈足器而不是白陶卣。
[17]邹衡：《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18]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
[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郑州商城——1953年—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20]陈旭：《夏商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66页。
[21]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2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年—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2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年—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2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年—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2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26]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