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交流的考古学证明
我国自古以来，就与中亚、西亚有很多交往，从考古学上可以证明。新疆罗布淖尔地区孔雀河下游的古墓沟，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公共墓地，距今3800年前后。人类学家韩康信对古墓沟的人骨进行研究鉴定，认为古墓沟文化居民同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河下游草原和咸海沿岸的铜器时代居民，都具有一般相近的原始欧洲人种特征，因此，他们在系统学上的联系比较明显。与此相反，他们与帕米尔塞克和古楼兰居民之间，在系统关系上，属于不同的欧洲人种类型，这说明他们各自的种族起源历史的不同。因此可以设想，古楼兰居民的主要成分与帕米尔塞克有共同的种系起源联系，而时代可能更早的古墓沟文化居民与组成周围地区铜器时代居民主要成分的原始欧洲人种、古欧洲人类型有更为密切的种系发生关系[6]。
而帕米尔塞克主要属长狭颅欧洲人种的地中海（印度—阿富汗）类型，乌孙时期居民则大多短颅欧洲人种的帕米尔—费尔干（中亚两河）类型[7]。这些头骨的主人是迄今所知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的古欧洲人类型，和古楼兰居民的主体（欧洲人种印度—阿富汗类型）具有不同的种族起源关系。
新疆罗布泊地区小河墓地，是瑞典考古学家F.贝格曼最早发现的一处距今3800年多年的墓地。2002—2003年我国新疆考古工作者有找到了小河墓地，共发掘130多座墓葬。该墓地墓葬的多数墓主人头戴尖顶毡帽、身裹毛布，崇信麻黄，存在生殖崇拜观念，墓主人从种族上观察具有白种人的基本特征等[8]。
小河—古墓沟文化随葬小麦，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小麦标本之一，西亚作物已传入中国。与此同时，汉藏语系的羌人已在河西走廊兴起，如齐家文化、四坝文化等，阻挡了印欧人的东进[9]。但是并不能完全阻隔这种民族文化的交流。这个时期，东西方文明进行激烈的碰撞和交流，中原地区的粟已经为欧罗巴人所吸收，而中亚、西亚培育的小麦也随之传入中国。
杨希枚先生曾对殷墟西北岗的人头骨进行研究，把西北岗的人头骨分为5组，在这些头骨中，“约有80具认为形似蒙古人种头骨，卅具认为是海洋尼格罗种头骨，类似北欧种最少”。[10]杨希枚先生又引用美国人类学家孔恩在看了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西北岗的人头骨，“先后三次明确地指出该组头骨应属异种系”。[11]孔恩曾写文章说：西北岗的人头骨“其中最少有两具女性头骨的眼眶和鼻骨部分显示大高加索人种的特征”。[12]
新疆哈密距柳树泉不远的焉不拉克村土岗发掘了相当西周—春秋（即公元前10至前5世纪）的一处古墓地。根据焉不拉的墓葬按其形制和随葬器物特点，分为早中晚三期。在这块墓地上选测的二十九具头骨进行研究，在较早的一期墓的十七具头骨中，蒙古人种头骨十四具约占82%；欧洲人种头骨三具约占18%；而在二期墓的五具头骨中，蒙古人种头骨只有二具，占40%多；欧洲人种头骨三具，占60%多。从这些随机抽样获得的统计数字可能表明，早期墓（一期）基本上由蒙古人种支系成分所代表，属于欧洲人种成分者占少数。到较晚期墓（二期），则欧洲人种成分的墓似乎相对增加。如果这种分析不失为一种根据，那么可以设想，在形成焉不拉克古墓地的时间跨度里，曾经发生过种族人类学关系上的某种变化，即在种族构成上，有更多的欧洲人种系统的居民参加进来，表明在代表焉不拉克墓地的较晚时期，西方种系居民向这个地区的迁居更趋活跃。[13]
此图引自尹盛平《西周蚌雕人头像种族探索》《文物》1986年第1期46页蚌雕人头像（T45：2）
此图引自尹盛平《西周蚌雕人头像种族探索》《文物》1986年第1期47页（T45：6）
从目前发现的西周遗存来看，西周有与中亚、西亚更频繁地交往。1980年在陕西周原扶风召陈清理西周宫室建筑群遗址，发现了两件西周蚌雕人头像，是作为骨笄帽使用的。希罗多德《历史》描写塞人特征是“属于斯基泰人的萨迎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顶头的地方是尖的。”蚌雕人头像的形貌毫无蒙古人种的特征，那种长脸、高鼻、深目、窄面、薄唇的形象，无疑与欧罗巴人种最相近似，明显的属于古代中亚伊朗语系的民族当无可疑。[14]周原西周蚌雕中亚人头像的发现，证实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往来，要比张骞通西域至少提早700年。
殷墟、周原都发现有欧罗巴人的头骨，那么就证明殷商、西周时期，西方欧罗巴人已经进入中原地区。
这个时期，我国的丝绸、粟、稻米通过河西走廊与新疆传入欧亚草原。
由以上考古材料可知，西周之前，中国已经与中亚、西亚已经有了许多经济的往来。当两河流域的政治发生动荡时，如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古提人、巴比伦人等建立的王朝相继灭亡，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可能迁徙游荡在欧亚草原上，进入中国境内，从而加强了中国与境外、包括波利斯的文化交流。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朅盘陀国》所说的嫁到波斯的汉朝公主，当是西周时期的西王母。
【注释】
[1]班固：《汉书》卷43《娄敬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122页。
[2]［唐］玄奘撰，章巽校点：《大唐西域记》卷12《朅盘陀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91页。
[3]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上古时代中外之交通》，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9页。
[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上古时代中外交通》，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741页。
[5]［唐］玄奘撰，章巽校点：《大唐西域记》卷5《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09页。
[6]韩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
[7]韩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
[8]王炳华：《“小河”考察断想》，《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转引F.贝格曼：《新疆考古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5—128页。
[9]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
[10]杨希枚：《卅年来关于殷墟头骨及殷代民族种系的研究》，《中国古代史论丛》第8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页。
[11]杨希枚：《卅年来关于殷墟头骨及殷代民族种系的研究》，《中国古代史论丛》第8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页。
[12]Good.C.S.，“The Story of Nan，”1954，pp.331-332；Good.C.，“An Anthropo geographic Excuraion Aronnd theWorld，”Heman Biology Vol.30，1958，pp29-42.
[13]韩康信：《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古墓人骨种系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14]尹盛平：《西周蚌雕人头像种族探索》，《文物》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