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学”课程建设与教学

李宝通

【作者简介】李宝通，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用竹木简牍作文字载体，是我国先民的一大发明。然而，中国简牍之源起于何时，尚待探究。首先，文字的出现，当为人类文明之标志。人类文字源于刻契，大体无疑。史学与档案同源，有了档案，就有了历史。世界范围内考古资料，各国各地区文字载体各不相同。古埃及有纸草之便利，两河流域泥版文书闻名于世，印度则有以贝叶写经之传统，而我国先民利用竹木为载体，可谓明智。竹木随处可见，虽不如纸草得天独厚，然较泥版、贝叶则有轻、易之便。

简牍出土与研究，至迟始自汉武帝时。孔子后裔孔安国据孔壁遗书考订了《尚书》等先秦典籍；西晋束皙等又据汲冢简牍整理并流传至今《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宋代金石考古学兴起，清代乾嘉学者重视利用金石文字与传世典籍相印证^[1]。王国维则明确提出了“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傅斯年也对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的综合研究作过讨论。

我国纸张起源，迄今尚无定论。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地图、陕西西安灞桥西汉墓所出残帛以及疑为东汉时的两件楼兰文书，经检验有纤维经络，不一定是打浆晒制之纸张。居延新旧简中屡见领物明细账，如“札二百、两行五十、绳十丈”，独未见纸^[2]。东汉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当时未必推广普及。有学者指出：“《汉书》《论衡》分别详细记载了西汉与东汉前期的历史事件与自然科学成果，包括制造与使用笔、墨、简、帛，而唯独没有提到纸。”“出土的大量居延汉简中，有些是记载屯戍活动中开支，各种衣、食、生活用品的价格清单，包括河内笔，却唯独没有纸，说明残纸不是屯戍时期之遗物。”^[3]我国简纸更替约在魏晋时期，《世说新语·捷悟》载曹操时“余有数十斛竹片，咸长数寸，众云并不堪用，正令烧除”，反映简牍已退出使用领域。而“洛阳纸贵”则揭示当时纸虽流行然产量有限。晋初楼兰文书简纸并行，可为佐证。《初学记》卷21《文部·纸》引《桓玄伪事》载东晋末年桓玄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反映当时纸已流行，但因习惯及传统“主敬”观念，厚重的简牍较轻浮的纸张仍为人喜用。目前所见年代最晚的简牍是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出自黑城遗址（Karakoto)的一块木牌，与居延、敦煌所见通行符类似^[4]。直至今日，百姓祭祀祖先之牌位仍用木，仍属“主敬”。

值得注意的是，事物的利弊都是相对而言的。陶石、甲骨、竹木、帛纸、磁体，固然呈现文字载体之进步，但若考虑其保存条件，陶石及已成化石的甲骨历数千万年犹存，竹木简牍则迄今所见最早不过战国时，纸文书魏晋者已不多见。至于磁性载体，若遇病毒或消磁(遇强磁场)，可能“无影无踪”。当代载体固然高效，但对民众而言，电脑屏幕上的文字与图像，与“看得见、摸得着”的陶石、竹木乃至纸文书，文化感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我们今日尚难断言简牍已“退出使用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