墩军人数和家具

明长城由各种城、关、隘口、敌台、墩台、堡子、城墙等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方今沿边之守，有营、有堡、有墩、有空、有巡探、有按伏，有备御以分其任，有将领以总其权，有游击以备调发，有总领以司机权，防守之道备矣”^[4]。墩台也称烽火台、烟墩、烽燧、烽堠、狼烟台等，为传递军情而设，是一个独立的高台建筑，一般建于高岗、险要之地，便于相互瞭望、观察敌情和传递信号。有关墩台的建造，明政府规定：“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旁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重门御暴之意，常凛凛也。”^[5]戚继光《纪效新书》记载：“每墩立五人睡住卧房一间，不拘草瓦。灶一口、水缸二个、锅一口、碗五个、碟十个、米一石、鲞十斤、种火一盆、种火牛马粪一担。”^[6]《明经世文编》指出：“每二里筑立墩台一座，每座四面，根脚各阔三丈，高三丈，对角做悬楼二座，长阔各六尺。”^[7]墩台上筑有守望房屋和燃放烽火的设备，台下有士卒居住守卫的房屋和羊马圈、仓房等建筑；四周圈以围墙，围墙开设一门，墩旁开井，井外再筑围墙。墩台多用夯土建筑，也用砖石等材料。

此碑记有军士5名。戚继光《练兵实纪杂集》指出：“大约相去一、二里梆鼓相闻为一墩，每墩设军五名。”^[8]顾炎武《昌平山水记》记载：“每一、二里铃柝相闻为一墩，每墩军五人主瞭望，每路传烽官一人，有警举烽，左右分传，数百里皆见。”^[9]《开原县志》记载：嘉靖时，“每台上盖更楼一座，黄旗一面，器械俱全，台下有圈，设军夫五名”^[10]。《明实录》指出：“每墩拨给五人，看守瞭望。”^[11]与此碑所记相符。另有文献记载，“每墩摘拨操熟神枪五把、炮二个、长枪四根，并弓箭等器，共十人守备”^[12]；“每二里余筑打墩台一座”，“各选拨官军六员名，令其常川轮流哨守”^[13]。明代墩台规模大小不一，除报警外，或兼有其他用途，其驻军人数多在5人左右。军士的任务主要是放哨报警，当敌人来犯时，也投入战斗。除军士外，又把军士妻子的名字刻于碑上，碑文记载的家具如锅缸碗筷等正好可供5对夫妻使用。对此何乐夫先生推测为“仿汉代营妓之制”，颇有不妥。墩台上所住5名妻子，当是“佥妻”的结果。《明史》记载：“军士应起解者，皆佥妻；有津给军装、解军行粮、军丁口粮之费”；一旦被划为军籍，子孙世代继承，不能随便解除，“盖终明世，于军籍最严”；“户有军籍，必仕至兵部尚书始得除”^[14]。“正统时，重侵盗之罪，至佥妻充军”^[15]。《皇明九边考》云：“同里之人，追妻佥解，丧身破产，十且三四，盖自是民始疲矣。”^[16]明政府规定一旦丈夫从军，妻子须随夫至戍守地点，“然弊政渐从，而扰民日甚”，给人民生产和生活带来很大危害。但从前面所引《纪效新书》的记载分析，“每墩立五人睡住卧房一间，不拘草瓦”，“灶一口、水缸二个、锅一口、碗五个、碟十个”，并不存在妻子随军的现象。由此可以断定，妻子随军同住在墩台上，这在明代不具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