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年前的中西文化交流南道
以彩陶为代表的农业文化第二波西向扩展进程中最可注意者，是其通过南道向西藏乃至于克什米尔地区的长距离渗透。
以西藏昌都卡若遗存为代表的卡若文化[31]，年代上限大致在3000BC[32]。其早期的高领罐和敞口盆等主要器类，与马家窑文化宗日类型早期的宗日式陶器形态较为接近，如同样流行假圈足，见少量黑彩，常见与后者彩陶图案类似的折线纹、网格纹、附加堆纹等；其他如有孔刀（有的凹背）和长体锛、凿等磨制石器，半地穴式房屋，以及作为家猪和农作物粟等，也彼此近似。而以上文化特征同样与川西北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存在关联，这种关联当为通过川西来实现：在四川丹巴罕额依一期见有绳纹平底瓶、黑彩彩陶、穿孔石刀、石锛等，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晚期时代相当或稍晚[33]。或者卡若文化就是青海东部和川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共同西向推进并与当地无陶传统融合的结果；如果马家窑文化属较早的氐羌族系，则卡若文化就是一种“吸收了西北氐羌系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土著文化”[34]。需要指出的是，卡若文化或类似遗存可能已经分布至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东南部甚至锡金。西藏当雄加日塘出土的饰刻划、戳印几何纹和附加堆纹的陶片[35]，林芝和墨脱发现的石刀、长体石锛、凿，以及陶片等[36]，都与卡若文化接近。再向南，在锡金北部也见有包含刀、锛、凿等磨制石器的遗存[37]。
令人称奇的是，克什米尔地区的布尔扎霍姆（Burzahom，也译作布尔扎洪）一期乙段遗存竟然也与卡若文化有许多近似之处。1972年，穆加尔和哈利姆根据克什米尔地区布尔扎霍姆文化与中国黄河流域文化的相似性，提出其为仰韶文化传统西向传播的结果[38]。1982年，迪克希特提出这种相似性由于龙山文化的南传，而传播路线可能是将吉尔吉特河流与新疆联系起来的一系列山口[39]。霍巍则认为其与卡若文化更为相近[40]。仔细观察，布尔扎霍姆一期乙段遗存和卡若文化均以泥条筑成法制作的粗灰陶器为主，褐陶其次；器类都是小口高领罐壶类和平底盆钵类；口沿外贴边、领身部箍附加堆纹、假圈足、底部见编织纹印痕等特征也都彼此类似；都流行形态近似的双孔或单孔石刀（爪镰），磨制的长体石斧、锛、凿等，尤其凹背石刀更是神似（图4、5）；都居住在木柱撑顶的半地穴式房屋当中。如此多的共性，只能用相互间存在关联来解释。由于这些因素在布尔扎霍姆一期中都是突然出现，且其绝对年代不早于卡若文化（布尔扎霍姆遗址第一期甲、乙、丙3段的绝对年代，分别约为3000—2850BC、2850—2550BC、2550—1700BC）[41]，因此推测其与卡若文化传统沿着喜马拉雅山南缘的长距离西向渗透有关。当然二者间也还存在很多差别，如布尔扎霍姆一期乙段陶器素面为主，房屋地穴较深，家畜、作物为羊、麦；而卡若文化陶器流行较复杂的刻划、戳印几何纹，房屋浅穴并多以石块为原料，家畜、作物为猪、粟。可见卡若文化只是影响到布尔扎霍姆文化的某些方面，并且当有其他中间环节。
虽然上述早期文化交流南道的主导方向是西向，但也不是没有文化因素顺此通道东向传播的可能。比如马家窑类型和宗日类型的舞蹈纹类题材就广见于9000—6000BC的近东和东南欧地区[42]，而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的青铜刀[43]，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的家羊等（曾在属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的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发现多件羊卜骨，在天水师赵村五期墓葬中有以羊肩胛骨随葬习俗，说明5000多年前甘肃中南部地区不但养羊，而且已经深入宗教领域）[44]，或许也都与西方存在关联，而东传的可能路线之一就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南道。
图4 布尔扎霍姆一期乙段、卡若早期、宗日早期、营盘山遗存陶器比较
1—6.布尔扎霍姆 7—9．卡若（F9：126、F17：89、F3：298） 10—12．宗日（M43：2、M273：2、M158：1，13—15．营盘山（T12⑤：36、H12：5、H3：35）
图5 布尔扎霍姆一期乙段、卡若早期、营盘山遗存石刀比较
1、2．布尔扎霍姆 3、4．卡若（F8：69、F19：26） 5、6．营盘山（H17：6、T11①：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