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成体系且逐渐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

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在相对独立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等广大地区逐步确立了以种植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模式。目前可以肯定，中国的种植农业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大致经历了发轫期、确立期、发展期和兴盛期四个阶段^[2]，分别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约公元前10000—前7000年）、中期（约公元前7000—前5000年）、晚期（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和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有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遗存，在长江流域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都发现有公元前10000年前后的稻谷花粉和硅酸体，尤其玉蟾岩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最为古老的栽培稻实物标本^[3]。在黄河流域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则发现有公元前8000年前后的文化遗存，包括谷物加工工具以及可能属于家畜的猪、狗骨骸，惟粟作农业发生与否尚未得到确认^[4]。关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农业遗存，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些遗址中发现有稻作遗存，以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的发现较为丰富^[5]。而在黄河流域许多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粟作遗存，已知作物种类包括粟、黍和油菜籽等^[6]，特别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80余座窖穴的粮食朽痕能够换算成6万多公斤新鲜粟米。^[7]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流域的许多遗址中都确认有稻作农业遗存，个别遗址还发现有水田遗迹^[8]。尤其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4层在4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的稻谷堆积按比例可换算成12万公斤以上的新鲜稻谷^[9]。黄河流域有关粟作农业遗存的发现也可谓屡见不鲜，并出现了以粟随葬的现象^[10]。碳13方法测定的古代食谱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人们的食物结构中C4植物接近50%，而粟、黍为C4植物^[11]。而且，稻作遗存在黄河以南的粟作农业经济区域也不断有所发现。关于铜石并用时代的农业遗存，长江流域稻作遗存的发现更为普遍，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不断发现有成群的水井，灌溉技术较前一时期可能有所发展。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普遍发现这一时期的水井遗迹，尽管可能主要在于解决生活及部分生产（如制陶等）用水，但人们从此能够一定程度地摆脱地表水资源的束缚，向远离河流而地下水位较高的纵深地带发展。碳13测定结果表明：这一时期黄河流域人们（陶寺）的食物结构中有70%为C4植物。另外，稻作遗存在黄河以北的区域也屡有发现。史前种植农业的不断发展，使得农业经济逐渐成为决定性的社会生产部门。

夏商周青铜时代以来，中国的农业经济沿着以往的道路继续发展，尤其黄河流域仍以粟类作物为主，并逐渐形成了“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以致代表土神与谷神的“社稷”几乎成了国家的代名词。值得注意的是，商周古文字中已经有了“麦”字，具体所指虽不甚明了，是大麦还是小麦，但在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遗址四坝文化^[12]等青铜时代遗存中则发现了中国已知最早的普通小麦实物遗存（树轮校正年代约为3770±145年）。及至秦汉时期，小麦的种植似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不过，种种迹象表明：尤其是缺乏很好的加工食用方法，直至西汉前期小麦在中国始终没有获得充分的普及推广，大面积的种植似乎还是丝绸之路开通以后的事情。可以肯定，秦汉以前，中国形成了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植物栽培体系。农业经济的稳步发展，有利于促进劳动分工与手工业的专门化，有利于全面推动社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但主要作物种类在生长季节上的一致性，又一定程度地降低了各区域文化间的互补性。而西方以大麦、小麦为代表的冬季作物体系及其加工食用技术等，则与古代中国的作物体系具有极强的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