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末年宗教思想的动摇
宗教思想的动摇在周末的诗句中有明显的反映，怨天、骂天、恨天的诗句屡见不鲜：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小雅·雨无正》）
天降丧乱，饥馑荐臻。（《大雅·云汉》）
老天不赐恩德，总是降给人间灾荒、饥饿、刀兵战祸，弄得人间战乱不停，灾难无穷，戮害了多少生灵！
昊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小雅·雨无正》）
周初的“天伐”是针对人间罪恶的。现在不同了，老天无端地发淫威，不讲是非也不顾及后果，隐瞒了坏人的罪恶，却使无辜的人们受害受过。
民率流亡，我居圉卒荒。（《大雅·召旻》）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大雅·瞻卬》）
靡神不举，靡爱其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大雅·云汉》）
士民被恶运驱赶着四处流亡，从国中到边疆的土地全都荒芜了。国无宁日，民无宁居。人们祈求神保佑，每位神灵都祭祀了，并没有吝啬牺牲，祭神的圭玉都用尽了，神灵却对人们的祷告充耳不闻。
这里“天”的形象与周初的“天”多么不同啊！明鉴变成昏庸，公正变成邪辟，尊严变成淫威，慈惠变成残暴。天堕落到这个地步，人们对天虽说不敢憎恨，怎么能不憎恨？虽说应该相信，又怎么能够相信？于是诅咒这可憎恨的上帝了：“昊天不佣”“昊天不惠”“昊天不平”（《小雅·节南山》），“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大雅·荡》），“浩浩昊天，不骏其德”——不均、不平、不惠、残暴、邪辟、缺德，这些责备表现出强烈不满，意味着对上帝神圣地位的否定。
上帝变形了，“在帝左右”的祖先神也变形了。“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大雅·云汉》）人们不断地祭祀，从郊外直到宫廷，祖先后稷和上帝一样不灵。于是对祖先也发出责问：“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同上）后稷先祖、群公先正以至父母的神灵，都不赐福去祸，祖先神对子孙后代何以这样忍心？
周末宗教思想的动摇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上引《诗经》篇章及其他一些晚周诗篇中说到旱灾、虫灾造成的饥荒，引起对天的怀疑。更应该看到，周末宗教思想动摇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生活内部的变化。
西周建国后，宗法制和分封制结合在一起，确立了宗法贵族的特权地位，主要生产资料被逐层分封给各级贵族占有。但各级贵族的所有权均受王权支配，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就是当时土地制度的反映。在这种制度下，“田里不鬻”（《礼记·礼运》），各级贵族的财产占有权依照等级关系凝固下来，束缚着私有财产的发展。西周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土地买卖和抵押的情况，“田里不鬻”的古制已被打破。土地买卖引起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财富占有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有些旧贵族没落了，穷困了，甚至破产了，于是发出不满的呼声。《大雅·瞻卬》“人有土田，女（汝）反有之；人有民人，女（汝）复夺之”与铭文中大量土地买卖的具体事实正相印证。
西周中期开始，随着国势的衰落，士阶层和平民（包括国人中的工商和公社自由民）处境也急剧恶化。昭王时南征受挫，穆王时征犬夷无功，又“欲肆其心”而“周游天下”（《左传》昭公十二年），荒废政事，出现了“王道衰微”的局面。凡此都不能不加重平民的负担。到了厉王时，对淮夷累累用兵，消耗国力，王室进一步衰微。厉王为了恢复王室实力，实行违反历史潮流的“专利”政策，把贵族和公社成员在山林川泽之地开辟的私田予以取缔，重新垄断山林川泽之利。他还改变了不从公社自由民份地上收税的旧典，增加对公社自由民的剥削，这大概就是所谓“厉始革典”（《国语·周语》）的内容。这些政策直接触犯了平民的利益，闹得“民不堪命”，引起舆论指责。接着厉王对舆论采取高压手段，造成“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恐怖局面。邵公看到了政治危机，劝告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必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提出“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国语·周语》）的忠告。厉王不听，继续倒行逆施，终于引起国人暴动，驱逐了厉王。宣王时的《
》铭文中还提到这次“虐逐厥君师”的国人大暴动，担心类似的事件重演。宣王时代的所谓“中兴”并没有根本消除社会危机。在征
狁的战争中，“南国之师”逃散。军溃民散，正是士和平民不堪重负的表现。许多诗篇反映的正是这种状况。周族成员从贵族到平民都对现实产生了不满，于是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上帝祖先的信仰不能不发生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