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约前145—约前90年）是中华民族优秀学术传统和西汉时代精神孕育而生的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典籍，受到优良的文化教养。20到35岁之间，两次游历名山大川。第一次游历回到长安后任职郎中（皇帝的侍卫），开始仕宦生活。奉侍武帝出巡的时候，“西至空桐（今属甘肃），北过涿鹿（今属河北），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史记·五帝本纪》）。35岁时司马迁又奉命出使巴蜀以南。他的行踪几遍全国，阅历之广是先代和当时任何学者都不能相比的。他游历过程中，观赏祖国壮丽河山，考察史迹民俗，体验人民生活，接触下层民众，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胸襟，对他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观念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父亲临终遗嘱要他“无忘吾所欲论著”（《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立志继承父志，写作《史记》，时年36岁。38岁任太史令后，曾主持改革历法，所制定的新历法《太初历》，即通行至今的“夏历”。完成历法改革以后，司马迁即开始写作《史记》。47岁时，因李陵案件触怒武帝，遭受残酷的羞辱性的“腐刑”。这次横祸给司马迁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为了完成《史记》，他忍辱含垢，坚强地活下来。他并不希望《史记》能得到当权统治者的赏识，但他看重自己的事业。他说：

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被万戮，岂有悔哉！（《汉书·司马迁传》）

他以文王、孔子、屈原、左丘、孙膑、吕不韦、韩非这些历史人物在逆境中发愤有为的精神自励，忍辱负重，终于写完《史记》，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史记》在思想史上的价值，突出地表现为它的尊重史实的科学态度。《史记》成书的年代，儒家学说已被确立为正宗统治思想，董仲舒的神学思想弥漫整个思想界。他曾跟随董仲舒学习过《公羊春秋》，却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受偏见左右，而从史实出发，实事求是，对儒、道等各个派别作出评价。司马迁高度评价孔子对学术文化的贡献，肯定整个儒家学派在学术和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但他没有陷入儒家的学派偏见，不赞成儒家卑视生产活动的态度，不同意孔孟一概排斥暴力的主张，也不赞成儒家崇古卑今的历史观点、重义轻利的伦理观点以及“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史记》中也常引用《老子》，对道家有不少的称赞之辞，对老子表现出深沉的尊重，并用黄老之学“以虚无为本”的思想反对武帝的“多欲”。但他也批评了道家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空想，对《老子》“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七十九章）的观点也依据史实提出了疑问。《史记》在思想史上的价值正在于不拘于学派成见的求实精神。这种精神在汉代开辟了一条新的学术思想途径。

《史记》在思想史上的价值还在于它生动具体地反映了西汉时代的精神风貌。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许多下层人物被推入历史事变的中心，建立了卓著功业，成为显赫一时的英雄。佣工出身的陈涉发难称王，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史记·陈涉世家》）。布衣出身的刘邦取得了天子的地位。至于汉初的功臣，出身下层的也很多，萧何、周勃、灌婴、曹参、陈平、韩信、樊哙，有的曾以屠狗贩缯为生，有的出身乡亭小吏，却在当时建立了显赫的功业。《史记》忠实记载历史事实的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思想观念。书中为上述人物一一列传，如实地加以叙述。甚至像韩信这样的因“谋反”而被处死的人，《史记》在批评他的同时，也赞扬了他的军事才能。西汉社会尊崇的民间打抱不平的游侠，在《史记·游侠列传》对这些人物的歌颂中得到了反映。即使对酷吏的评述也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史记·酷吏列传》一方面斥责酷吏的残忍作风，一方面又称道他们“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据法守正”，“其廉者足以为仪表”。虽然酷吏有残酷镇压人民的一面，但在当时也有镇压横行乡里、骄恣不法的豪强贵族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