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性恶论和社会思想

荀子主张“性恶”论，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的著名观点。其“性恶”论包括三个环节：①荀子把人性规定为先天的自然性，即“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把人受后天环境影响和经过主观修习获得的品质称为“伪”，即“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荀子·正名》）。他强调“性伪之分”是“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在人性学说方面的应用。②荀子认为人性与社会道德规范不相协调。如果顺从人性自然发展，人与人就要互相冲突，互相争夺，“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道德规范就要遭到破坏。强调人性与封建道德规范的对立，否认封建道德为人心先天所固有，是荀子“性恶”论的特色。③荀子主张“化性起伪”，即通过人为努力转化所谓“恶”的人性，获得所谓“善”的品质，使之符合封建道德规范。在“性”与“伪”的关系上，他看到两者的对立，认为“性”产生“恶”，“伪”产生“善”。他又看到两者的统一，说：“无性，则伪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在荀子看来，人之性恶，并不意味着不能为善，相反，性恶正是人欲为善的原因。因此，荀子强调后天人为的努力。荀子还说“故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只要后天努力，人人都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

与“性恶”论密切相关，荀子在社会思想方面提出“明分使群”的社会起源说。他说：“（人类）离居不相待则贫，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荀子·富国》）人类必须依靠群体的合作，才能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满足每个人各方面的需要。人类结成群体解决了改造自然界和改善物质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却又带来了新的矛盾，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出现种种祸害。怎样使人类能够结成社会群体，而又避免互相之间的争夺呢？必须有“分”，即划分不同的等级，规定不同等级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是“明分使群”。《荀子·礼论》说：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量度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荀子没有用天命解释礼法制度的起源，而是从人类物质生活说明社会组织产生的原因，是“天人相分”思想在历史观方面的运用和深化。

与“性恶”论密切相关，荀子还提出“礼法”并重的政治思想。从孔子提倡以周礼治国以来，礼治成为儒家的重要政治主张。荀子继承了儒家的传统，主张“隆礼”。与孔孟不同的是，荀子将礼与法并举，称为“礼法”，或称为“礼义法度”。当他用人类物质生活需要解释礼的起源的时候，当他把礼的作用规定为“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时候，把礼看作人们的物质欲望的“量度分界”的时候，他所说的礼就包含了法的意义，而与孔孟的观念有所不同。另一点不同的是，孔孟维护世袭制度，而荀子反对世袭制度，他明确主张：“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说明社会等级制度还是存在的，而社会成员的等级地位则是可以变动的。所以他反对“以族论罪，以世举贤”，主张“刑不过罪，爵不逾德”（《荀子·君子》），就具备了法家“法不阿贵”的意义。

荀子晚年的著作《成相篇》中的法治思想更加浓厚了。这篇歌谣体的著作中写道：“君法明，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进退有律，莫得贵贱，孰私王”，“刑称陈，守其银（垠），下不得用轻私门。罪祸（过）有律，莫得轻重，威不分”，“言有节，稽其实，信诞以分赏罚必”，“君出教，行有律，吏谨将之无铍滑”。君制定明确的法令，作为人民行为的方向和官吏进退的标准，执行赏罚都以法令规定为依据而不得畸轻畸重。树立法令的权威，一切奸邪狡猾的行为和行私请托的事情都会消除，天下即可大治。这些观点与法家的思想很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