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三策”的思想内容

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汉武帝下诏举贤良对策，即征求臣下关于治国安民的基本政策应当是什么。董仲舒先后给汉武帝上了三策，史称“天人三策”，其核心是：董仲舒提出儒学可以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是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

汉武帝在诏文首篇中说，他策问的目的是“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同上），希望听到治国的宏论。他问：东周以来五百多年间，许多贤明的君主和忠贞能干的臣僚都想方设法，试图使国家长治久安，但始终未能形成三代之治那样的政治局面，其中原因何在？是这些君主们的治道已背离了三皇五帝之道，还是天命非人力所能扭转，抑或是穷心竭力、效法上古之治本来就无济于事？

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政治的好坏虽然取决于君主和大臣们的努力与否，但关键是要有正确的治国方略。他认为：“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同上）也就是说，汉代政治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在于没有抓住时机作政治指导思想的改革，若要使汉政权长治久安，就需要对治国的大政方针进行重新思考。

在第一次对策中，董仲舒着重介绍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所谓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相传之道，其核心是“礼”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仁义教化。董仲舒举例说：周王朝初兴，用仁义礼乐教化百姓，“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同上）。至周末之世，不以王道治民，乃至丧失天下。

第二策提出恢复王道的关键在于任用儒生。

董仲舒第一次对策中提出的治国思想深深打动了汉武帝。于是提出了第二次策问。在第二策中，汉武帝提出：他继位以来，并非没有考虑仁义教化，但其政治效果并不明显，原因是什么？董仲舒在对策中回答说：这是由于没有普遍地任用儒生为官，因而践行仁义教化不得力。董仲舒认为，人才是政治的中坚，尧、舜、禹时期出现了对王道政治理想有高度自觉的人才，才造成良好的政治局面。汉代之所以出现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不能得到有效地处理，就在于没有像稷、咎繇、太公、散宜生等这样的人才。董仲舒建议国家要下决心兴太学，置明师，以培养有儒学修养的人才。只有“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同上）。

第三策提出恢复王道，在思想上要独尊儒术。

汉武帝对董仲舒第二策的分析深以为然，决定采取措施从地方上选拔孝廉和明当代之务的儒者为官。汉武帝又发出第三次策问，询问如何才能使儒家王道政治理想深入到政府和百姓中。董仲舒的回答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同上）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前后给汉武帝上了三策，其基本精神适合当时西汉建设“大一统”国家的客观要求。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不允许去研究除儒家以外的各家学说，而是说思想的主导面应当是儒学，其他各家学说仍旧可以研究、传播。到了东汉时期，思想文化的主导面依然是儒学，但非儒学的思想文化流派可以著书立说，如大思想家王充的《论衡》一书，其中虽有“问孔”“刺孟”的内容，但一样可以流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