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承祯的修道理论

司马承祯（647—735年）字子微，法号道隐，河内（今河南温县）人。21岁时入道，师事潘师正，为陶弘景三传弟子。后隐于天台山玉霄峰，自称“白云子”或“白云道士”。武则天闻其名，召至京师，降手敕予以赞扬。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司马承祯又奉诏入宫，睿宗问以阴阳术数及理国之事。开元九年（721年）唐玄宗把他请到京师。十五年（727年），唐玄宗又召他到京师，令其住在王屋山阳台观。玄宗又以司马承祯善篆隶字，自成一体，乃命他以三体写《老子》石经，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为真本。卒谥“贞一先生”。著有《坐忘论》《天隐子》等。

司马承祯受儒家“性善论”的影响，把成仙的可能性扩大到每个人身上，不主张在信徒中划分等级，限定成仙的范围。他认为俗人与神仙都禀赋有“阴阳神虚”之气，因此，人也具有神仙的气质。他说，俗人与神仙的区别在于能否“修我虚气，勿为世俗所沦污；遂我自然，勿为邪见所凝滞”（《天隐子·神仙》）。

司马承祯的道教理论以论述怎样修道成仙为重点。他吸收了儒家的正心诚意和佛学的止观、禅定学说，提出“易简”的学仙方法和渐进的修真步骤，把修仙的过程分为五道“渐门”和七个阶段。前者主要是把陶弘景等人提倡的炼丹、服食等修道方术，简化为健身和安神之类的活动。后者则强调修道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积累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司马承祯又把修道的五道“渐门”和七个阶段概括为“无欲”和“静心”，这是他的修道理论的实质所在。他说：“静则生慧，动则成昏。”（《坐忘论·收心》），这是说，静才是产生智慧的根源，动是产生昏乱的根源，人们应当去动守静。为了达到“静心”的状态，他认为必须防止三种偏向：第一种偏向，是“心皆起灭，不简是非，永断知觉”（《坐忘论·收心》），是用强制的方法硬使自己的思想跳出是非圈子之外，永断知觉。司马承祯认为是不对的，这叫作“盲定”。第二种偏向，就是“唯断善恶，心无指归，肆意浮游”（同上），就是不产生善的念头，也不产生恶的念头，让思想任意浮游，自动地进入静的状态。他认为这种放任自流的态度也不对，这叫作“自定”。第三种偏向，是“遍行诸事，言心无染者，于言甚美，于行甚非”（同上），就是言行不一，口头上说要静心，实际上什么事都要去做，还自认为“无染”。他认为这也是错误的。

司马承祯认为，只有把“静心”和“无欲”相联系，做到应物而不为物累，才能全面实现其修道的主张。在他看来，“静心”不是什么都不去想，而是要以“无欲”作为追求的对象。在他看来，“无欲”就是“静心”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这种静心无欲的修道理论与后来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无欲故静”学说、程颐的“定性”主张、朱熹的“惩忿窒欲”观点等，都很相似，而为宋明理学所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