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反神学的史学思想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永隆（680年）进士。武后时曾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兼修国史。中宗时参与编修《则天皇帝实录》。玄宗时官至左散骑常侍，后被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生平专攻史学，通览各史，能分析其利弊得失；又屡负编史之责，深知官设史局的弊端，所以他著史强调“直书”“实录”“不掩恶，不属善”，反对主观臆造。

刘知几史学思想中的理性主义，集中地表现在他对史学研究中各种迷信传说的怀疑与批评。

刘知几在《史通·采撰》中把历史研究中的神学观点归纳为四类：以谶纬迷信入史；以方术家的奇事入史；以神奇故事入史；以阴阳灾异入史。他对其中的阴阳灾异和谶纬迷信的评论最为深入。

刘知几认为，董仲舒、刘向等人是用阴阳灾异观点解释历史的主要代表。他根据史书记载指出，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史实。例如，《春秋》记载昭公九年陈国火灾一事，董仲舒认为是陈国发生了弑君的事件，楚严（庄）王借机讨伐陈贼，乘机灭掉陈国。刘知几说：楚严王灭陈是在宣公十一年（前598年），而陈火灾是在昭公九年（前533年），这两件事，可以说是“悬隔顿别”，“差之千里”（《史通·五行志杂驳》）。所以刘知几批评他们：“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曲取相谐”（《史通·书志五行》），没有一点求实精神可言。

刘知几认为，司马迁、班固等人用天命、谶纬解释历史的说法，也是不可取的。他指出，司马迁在论《魏世家》兴亡时，把魏国的灭亡归之于天命是错误的。他评论说：“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史通·杂说上》）他举例说，晋的失国，是由于晋惠公夷吾拒纳忠言；秦的灭亡，是由于“胡亥之无道”，这些都是人事的失算，同天命毫无联系。他认为即使有所谓“亡秦者胡”的谶记和关于国家兴亡的预言，如果有了德才兼优的君主，将亡的国家还是可以得到挽救。亡国不决定于符命，兴国也不决定于祥瑞。例如，周武王伐纣，占卜吉凶，“龟焦蓍折”。龟甲、蓍草都是古代占卜用的器物，龟焦蓍折，就是神明不允许出征，但武王还是出了兵，结果一举灭纣。南朝宋武帝攻打卢循，军中大旗竿断，幡沉水中。迷信的人以为是不吉的兆头，但刘裕毅然出兵，结果大胜。按照古代的传说鸟入舍，会给主人带来不幸。汉代贾谊在长沙有鸟入舍，次年文帝召他入京。贾谊不但没有遭到不幸，反而得到升迁（参见《史通·书志五行》）。由此，他断定事在人为，没有必要去祈求天命。

刘知几敢于驱除笼罩在历史画面上的神学迷雾，所以他能够看清历史发展的进化趋势。他称之为“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史通·烦省》），即古今的变异是历史的必然性，而变异的结果是，今不一定不如古，古也可以不如今。他认为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古代的“妄言”还要多于近代，即使是儒家经典《春秋》由于“儒教传授，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史通·惑经》）。与儒家美化古史的态度不同，他主张史学家应该顺应历史进化的潮流，掌握“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史通·模拟》）的观点，不要做那种“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同上）。表现出他在历史研究领域内的“疑古”“惑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