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筌的思想

李筌，号达观子，唐陇西（今甘肃境内）人。少年时喜好神仙之道，曾隐居在嵩山的少室山。唐玄宗开元（713—741年）中，为江陵节度副使、御史中丞（一说为荆南节度判官，一说为荆南节度使、仙州刺史），时为李林甫所排挤，入名山访道，后不知所终。著有《太白阴经》《中台志》，另著有《阃外春秋》（已佚，有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本《阃外春秋》残卷）。还著有《阴符经疏》。

李筌的思想，宗教色彩比较淡薄，他以先秦时期的道家、法家和兵家思想为基础来构造自己的思想体系，其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是论述“抱一”“复本”思想。他认为“抱一”就是“复本”，“本”就是最高的“道”，他称之为“至道”。所谓“抱一”“复本”，就是去体认、领悟“至道”的性质和作用，从而与“至道”融为一体。他说：“阴阳生万物，人谓之神，不知有至道，静默而不神，能生万物阴阳，为至神矣。”（《阴符经疏》）他认为一般人只见阴阳二气产生万物的这种明显的变化，但不了解还有一个“能生万物阴阳”的“至道”存在，更不知道“至道”的“静”和“浸”的性质才推动了万物阴阳的发生和发展。所以他主张人们应该运用道教的方术，把自己炼就成为无味无觉却又像逐渐地生长变化的胎儿一样，从“静”与“浸”这两个方面与“至道”合二为一，成为驾驭天地万物的“神仙”。

其次，是论述“以名法理国”的思想，这表现出李筌把道家和法家思想相糅合的思想倾向。他吸取韩非的说法，提倡用“法治”代替“人治”。他强调指出，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制定“军国大法”，以法治国，做到“按罪而制刑，按功而设赏”，“赏无私功，刑无私罪”（《太白阴经·刑赏》第九）。同时还要“任贤使能”，广求知法执法的人才。他根据刘劭的《人物志》，把人物分为“通才”和“偏才”两种。他认为“通才”难求，应把重点放在广求“偏才”上，集各“偏才”之长，就可以弥补“通才”的不足。他列举了十种不同的专门人才以后说，“任才之道”，就是要人尽其才，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专长。他认为把上述两种事情办好了，国家就会兴旺发达。所以他得出结论说：“任贤使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赏劳，不禳祀而得福。”（《太白阴经·天无阴阳》第一）。这是说，任用有才干的官吏，不必选择吉利日子，事情就能办成；严格执行法令政令，不必迷信鬼神卜筮，事情就能办好；能够奖励有功人员，不去祈求禳灾祛祸，就能得到幸福。反之，如果依靠天命鬼神，必然导致败亡。

李筌“以权术用兵”的军事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的道家，特别是法家，也往往是军事家，这一学术风格在李筌的身上表现得比较突出。其军事思想的基本点是：人的主观努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他用地理环境同人的关系作比喻说：“天时不能佑无道之主，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太白阴经·地无险阻》第二）这是说，地理环境在战争中只起一种辅助作用，是“兵之助”，不可以此作为仗恃；人的努力可以化险为夷，也可以变夷为险。他根据《孙子兵法》的《地形》《九地》等篇关于利用地形的原则，提出应该利用不同的地形，提出不同的作战方案以克敌制胜。例如，在“散地”（诸侯各自为战的地方）不要战斗；“轻地”（敌人的边界地区）不要停留；“争地”（敌我双方都可以利用的地形）不要夺取；“衢地”（几个诸侯国的交通枢纽）不要合围；“重地”（敌人城邑附近的地区）则掠夺其资源；“圮地”（山林沼泽地带）要迅速通过；“围地”（敌人据守的险要地方）要用智谋计取；“死地”（不战则灭的地方）要拼死力战。在李筌看来，地理环境是善用兵者手中的一种工具。因此，他不赞同以地理环境来说明人的勇敢和懦弱。人的勇敢或懦弱，战争的胜利或失败，都可以通过人为来加以改变。没有先天的人性，也没有不变的胜负，这些都是可以转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