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重人、重民思想

春秋时代前期，已出现很多重人轻神的言论。随国贤者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鲁臣申说：“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左传》庄公十四年）周臣史嚚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虞大夫宫之奇说：“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左传》僖公五年）这些春秋前期的人物，明确提出民为神主，神依人而行的观点，但他们都没有明确否定神的存在和作用。相反，在他们的观念中，人的作用必须通过神才能得到证明，他们的基本思路与“以德配天”的传统观念还很难区分开来。

稍晚，一些人物的言论明显前进了一步。周内史叔兴评论“陨石于宋五”和“六鹢退飞过宋都”这两起罕见的自然现象时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鲁大夫臧文仲反对焚烧残废人求雨的迷信习俗，说：“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他们都不谈鬼神的存在和作用，把自然变化理解为无意志的“阴阳之事”，而把人类的吉凶祸福理解为人们行为招致的结果，主张用现实的努力解救人们遇到的灾难，这是“天人相分”思想的最早表现。

春秋晚期，无神论倾向又有明显发展。晋臣士伯评判薛人与宋人的争论时说：“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左传》定公元年）认为在现实问题的争论中引用鬼神作证明是理屈词穷的表现，是以势压人，犯了大罪。春秋末期的政治家子产（？—前522年）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认为，天道玄远，人道切近，反对以天道附会人事。

春秋时代的重民思想是西周“敬德保民”思想的发展。子产执政的时候，郑国人在乡校里游玩聚会，议论政事得失，有人建议毁掉乡校。子产说：“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的重民思想与他的重人轻神思想一致，是当时开明的政治思想。

还有一些关于君民关系、君臣关系的言论便直接与传统思想相冲突。《国语·鲁语上》记载：晋人杀了晋厉公，鲁成公问道：“臣杀其君，谁之过也？”里革断然回答说：“君之过也。”他认为身为国君，失威而被杀，应该由他自己负责。如果君纵私欲而弃民事，遭到夏桀、殷纣、周厉王、周幽王那样的下场也是应该的。《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晋侯问：“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师旷却回答说：“或者其君实甚。”他按照君主的作为将其分为“良君”和“困民之主”，认为：“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鲁昭公被季氏放逐，死于乾侯，鲁国百姓和各国诸侯中却没有人反对季氏。赵简子和史墨议论此事，史墨说：

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里革、师旷和史墨冲破商周传统观念，认为君主的地位与履行自己的职责是一致的。君主不履行他们自己的职责，失去了臣民的信任，也就失去了做君主的资格，并以历史发展和自然界变化的事实论证了君臣、贵贱转化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