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的排佛言论

唐初武德（618—626年）至贞观（627—649年）年间，曾出现过一股反佛潮流。这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从统治者的政治经济利益出发，说明寺院林立，僧侣众多，直接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户口、国计民生和国防建设；另一类是从维护儒家礼法名教的观点出发，批评佛教的出世主义。后一类以傅奕为代表。

傅奕（555—639年），相州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人。他通晓天文历数。唐初任太史令，进刻漏新法，得到采用。这位自然科学家不信“阴阳数术之书”，并以自己死后的裸葬来表明言和行的一致。他曾多次上疏请求废除佛教，并把魏晋以来的反佛言论收集在一起，编成《高识传》十卷。此外，他曾注解《老子》，撰《老子音义》。但这些著作都没有被保存下来，现在仅有几篇奏疏收录在《全唐文》和《广弘明集》中。

傅奕的反佛言论，见于奏疏的，大体可归结为两点：①佛教违背了中国以忠孝立国，以“周（公）孔（子）之教”育民的古老传统。他继承南朝顾欢《夷夏论》的观点，认为佛教是夷狄之法，并补充说，自从佛教传入以后，儒家的伦理道德遭到破坏，使得当官的人不务政事，读书的人放弃学业，生产的人无心于耕织，社会的分工被打乱了，财富被用来供养十万之众僧尼，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他看来，只有废除佛教，才能维护封建主义制度。②佛教违背了天地自然之理。他说：“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穷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旧唐书·傅奕传》）这是说，人的生命的长短是自然原因形成的，人的贫富贵贱是由君主决定的，同佛教的“因果报应”没有联系，而佛教学者却把这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决定力量算在佛法无边的账上，用以“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同上）。傅奕还说：“凡百黎庶，通识者希，不察根源，信其矫诈。”（同上）认为一般百姓由于愚昧无知而接受欺骗是佛教得以传播的重要原因，对佛教滋生的土壤作了一些探索。

傅奕“清除佛法”的方式比较缓和，他主张“请胡佛邪教，退还西域；凡是僧尼悉令归俗”（《广弘明集》卷十一），并没有主张采取其他激烈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