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维新思潮及其历史特点

变法维新是戊戌时期（1898年前后）的社会思潮。它是在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这一新形势下出现的。

甲午战争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1894年）。当时正处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劳动力来源的斗争空前激烈，并导致重新瓜分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于1895年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以此为契机，加紧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强行割据租借地^[1]，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新浪潮。“瓜分豆剖”之祸已经迫在眉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强烈呼声。他们联合了一批爱国士大夫，于1895年5月向光绪皇帝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主张变法图强。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变法维新运动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此后，维新派积极开展变法的理论宣传和组织活动。

1895年秋冬，康有为先后在北京和上海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和《强学报》，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宣传变法。严复也在此时译述赫胥黎的《天演论》一书，发表《原强》《辟韩》《论世变之亟》和《救亡决论》等文章，宣传生物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批判君权神授说，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提倡资产阶级民权。讲新学，求变法，一时蔚为风气，汇成一股思想潮流。这不能不引起封建顽固派的敌视和恐惧，他们要求清廷予以取缔。但与顽固派的愿望相反，变法维新思潮，犹如春风野草，烧而不尽，吹又复生。就在清廷于1896年初勒令解散强学会、查封学会的报纸后不久，维新派又在北方和南方各地办起学会、学堂和报纸，出版、发表鼓吹变法的书刊。1896年8月，维新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主笔，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文章，更加激烈地鼓吹变法。1897年2月，康有为在澳门创办《知新报》，作为南方宣传变法的阵地；还著书立说，出版《孔子改制考》，为变法提供思想理论依据。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在湖南设立时务学堂（1897年秋），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和《湘学新报》（1898年初），提倡新学，反对旧学，宣传变法，培养维新人才。谭嗣同还撰有《仁学》一书，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发出“冲决”封建“网罗”的呼号。严复等人在天津办《国闻报》，每天登载国内外时事，开阔人们的眼界。变法维新运动在同封建顽固派的斗争中逐步走向新的高潮。德国强占胶州湾（1897年11月）和随后其他列强相继强占中国的租借地，使民族危亡不绝如线。有鉴于此，康有为再次上书言事，力陈时危，要求从速变法；又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考》《日本明治变政考》，作为变法的借鉴。1898年4月，他又在北京组织具有政党性质的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更广泛地把爱国的士大夫吸引到变法维新运动中来。在维新派的大力推动下，6月至9月，光绪皇帝发出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诏令，如废除八股，改设学堂；广开言路，征用贤才；裁减冗吏，增设变法机构；开设银行，成立铁路局和农工商会，等等。史称“戊戌变法”，亦称“百日维新”。变法维新运动出现了第二个高潮。但是，由于当时新旧力量对比悬殊，因而它不能不以失败告终。变法维新思潮也随之走向低潮。

变法维新思潮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产物，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重要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