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对丹鼎派理论的研讨

丹鼎派创始人左慈的生平、著述都已无法详考，根据现有史料，可知葛洪是丹鼎派神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

葛洪（283—363年）字稚川，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人，自号抱朴子。他出身于吴国士族家庭，祖、父世代为官。13岁时丧父，此后的生活较为艰难，加之司马氏政权歧视江南的士族，规定贡士一概不能参加经术考试，致使年青的葛洪倍感吴国灭亡的悲哀。从少壮时起，即从郑隐^[1]学神仙之术，因而在他的思想中具有一定的隐士色彩。西晋惠帝时因参加镇压江南张昌、石冰起义有功，受封为伏波将军。事平之后，他“投戈释甲”“不论功赏”，流徙到广州，寻求神仙生活的道路。东晋元帝时追叙旧功，葛洪重被录用，封侯食邑，但他以“不仕为荣”，再度南行，以丹鼎生涯终老于罗浮山（在广东东江北岸）。其代表作是《抱朴子》，分内外篇，外篇论儒术，内篇论道教。王明先生根据内篇《黄白》所说“余若欲以此辈事聘辞章于后世，则余所著《外篇》及杂文二百余卷，足以寄意于后代，不复须此”，认为“《外篇》撰述在《内篇》之先”，“明确这一点，对于了解葛洪一生思想变迁的脉络是很有帮助的”（《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这与侯外庐先生所说葛洪是“从儒家正宗入手”的道教学者（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七章第二节），都是很有见地的论断。可以认为《抱扑子》外篇反映了葛洪早年的思想，内篇则反映了他中、后期的思想。

《抱朴子》外篇在理论上以“兴儒教”（《嘉遁》）为宗旨。他说：“世道多难，儒教沦丧，文武之轨，将遂凋坠，或沉溺于声色之中，或驱驰于竞逐之路。”（《崇教》）这是促使他决心“兴儒教”的原因。所以，他所说的“兴儒教”，并不是要求人们去皓首穷经，而是要复兴以君臣关系为中心的儒家纲常名教，以便依靠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来调节名门豪族的势力均衡。为此，他不同意当时的无君论思想，专门写了《诘鲍篇》，同主张“无君论”的鲍敬言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葛洪认为，“有君”是社会的一种进步现象，他依据荀子、韩非的历史进化观点，并利用鲍敬言反对剥削制度，同时也反对社会进化的理论弱点，反复论证人类的文化生活不能倒退，“有君”不能回复到无君之时。他说：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居无房屋，死无墓穴，渡河没有舟楫可使，行路没有车马可用，食物不辨有毒无毒，疾病缺少医药治疗，“后世圣人”出来，发明了交通工具、医药等，才使得人们得以延年益寿。如果一切都回到古代去，过一种简朴不过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大家都不愿意过的。葛洪认为，无君只是同人类的原始生活状态相联系，而有君则同社会文明进化相吻合，既然如此，就不应当主张“无君”。这里，葛洪看到了封建制社会文明的贡献，但他没有认识到或有意掩盖了封建制对社会带来的灾难及其存在的历史暂时性。在葛洪看来，社会进化到“有君”似乎就停止了，并进而把“有君”说成是“天意”安排的一种不可改变的秩序。

《抱朴子》内篇，论述道教理论。葛洪思想从儒转道的重要原因，是他从宗教生活中认识到儒家的经世与道教的出世两者不能并行。在他看来，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入无绮纨之娱，出无游观之欢，甘旨不经乎口，玄黄不过乎目，芬芳不历乎鼻，八音不关乎耳”（《论仙》），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不能激发他的兴趣，社会现象更使他忧心忡忡，“百忧攻其心曲，众难萃其门庭，居世如此，可无恋也”（同上）。因此，他专心寻求长生之道，做一名神仙道教的传播者。

葛洪在内篇《明本》中提出：“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强调“道”本“儒”末，这是他从儒转道的重要标志。葛洪的“道”不同于道家的“道”，道家的“道”贵无，道教的“道”则在求长生，主要是指一种仙道式的精神境界。他说：“道也者，逍遥虹霓，翱翔丹霄，鸿崖六虚，唯意所适。”（《明本》）这是说，掌握“道”的神仙可以逍遥在彩虹之中，可以翱翔于云气之上，可以涉足于天地四方，随意飘荡，这是多么自在。这就是葛洪所向往的人生哲学。

葛洪认为，“玄”的范畴比“道”更为根本，《抱朴子》内篇的第一篇就是《畅玄》。什么是“玄”？他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畅玄》）即“玄”是“道”的起始，天地万物的总根，所以它能“范铸两仪（两仪即天地或阴阳），吐纳大始（大始即太始，指万物形成时的最初状态），鼓冶亿类”（同上）。由于它至深至广，至柔至刚，来不见踪，去不见影，因此，探索“玄”的唯一方法，就是“守一”，“守一”才能体“玄”，体“玄”才能得道。

葛洪认为“守一”只能“通神”，但还不能长生不死。他说：“师言欲长生，当勤服大药。”（《地真》）“大药”即金丹大药。为了炼丹，葛洪总结了许多炼丹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