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尚贤”“尚同”思想

墨子主张实行贤人政治。他认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就是“贤良之士”。由“贤良之士”来治理国家，国家就能富裕，人口就能蕃庶，社会就能安定，所以“尚贤事（使）能”是治国的根本措施。这是墨子“尚贤”思想的中心内容。

墨子提出“众贤”“进贤”“使能”作为实行贤人政治的三个基本环节。“众贤”就是使社会上的贤良之士增多，办法是“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墨子·尚贤上》）。给贤良之士丰厚的物质待遇，高贵的社会地位，敬重他们的才能，表彰他们的成绩，造成一个鼓励贤能之士成长的社会环境，贤人就会越来越多。“进贤”就是任用贤良之士。王公大人们用人的时候要做到“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墨子·尚贤中》）。破除宗法观念和个人好恶，把贤能之士推举出来加以任用。“使能”就是依据能力慎重地使用贤良之士。一旦任用，就要对被任用者“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同上），使他得到民众的尊重和信任，并且给他以与职责相应的权力，使民众畏惧他，服从他。

墨子把“古之圣王”的用人之道与“今之王公大人”的用人之道加以对比，阐明他的“尚贤”思想。他说“古之圣王”的用人原则是“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上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墨子·尚贤中》）。可是“今之王公大人”则不同，是“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者则使之”（《墨子·尚贤中》）。他用“古之圣人”反对“今之王公大人”，就是用“尚贤”思想指责当时的现实，指责宗法制的“亲亲”用人原则和当时政治中的腐败现象。

墨子的“尚同”思想是“尚贤”思想的发展，进一步讨论国家起源和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墨子认为，最早的时候没有国家组织，没有刑罚政令，没有各级统治者，人们是非不一，造成天下大乱。“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天子又选择“贤可者”立为三公、国君、卿宰、将军、大夫以及乡里之长。天子的职责是统一天下的是非，三公的职责是帮助天子统一天下的是非，各级正长的职责是分别在自己管理的范围内统一人们的是非；而从下到上，逐级以上一级的是非为是非，“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并根据是非标准进行赏罚。这样，各级正长所奖赏的，民众也都赞誉；各级正长所处罚的，民众也都谴责。人人都愿得到奖赏而努力为善，人人都不愿意受到处罚而避免为恶。于是人皆为善而不为恶，天下就可以治理好了。所以墨子作结论说：“尚同为政之本而治［之］要也。”（《墨子·尚同下》）在墨子以前，中国只有天命神学的国家起源理论。墨子认识到国家是历史的产物，产生于人类社会本身的需要，这在当时是一种新思想。

“尚同”也是对当时政治状况的批评。在墨子看来，他那个时代的社会虽有正长，实与没有正长相同。当时的王公大人“政以为便譬（马屁精），宗于父兄故旧，以为左右，置以为正长”（《墨子·尚同中》）。人民知道他们都是些结党营私之徒，不肯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因此他们的“赏誉不足以劝善，刑罚不足以沮暴”（同上），天下的是非还是不能统一，社会的状况还是一团混乱。孔子说：“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这是把宗法制被破坏说成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墨子则相反，认为宗法制本身才是社会动乱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