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与鸦片战争前后的思想概况
鸦片战争前，从18世纪末叶以来，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已显著没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吏治败坏得不可收拾。军备废弛、财政困窘的状况也很突出。土地兼并的现象十分严重，不少大地主占田达三千亩以上，“无田者半天下”。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秘密结社遍及各省，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特别是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与1813年爆发的天理教起义，给清王朝的打击尤为沉重。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已经动摇。在这种形势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部分改革派，他们同封建守旧势力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
与此同一时期，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正迅速发展，经历了产业革命的英国，是当时世界上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为了推销工业品并解除业已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威胁，英国资产阶级迫不及待地向外伸张侵略触角，攫夺殖民地。英国在19世纪初期控制了印度以后，又在20年代和30年代相继侵入缅甸和阿富汗。于是，中国便首当其冲，成为它的侵略重点。为了打开中国的门户，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择手段贿买清朝官吏，向中国源源不断地偷运鸦片。据不完全记载，鸦片的输入，在19世纪初年是每年平均4000多箱，20年代以后，销量激增。到鸦片战争前夜，已达到3.5万箱之多。大量烟毒的流入，给中国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银荒蔓延、银价飞涨的恶果。19世纪30年代末，中国白银的出超，每年已高达1000万两。银价上涨十分惊人，从19世纪初到鸦片战争前夕，逐年飞涨，有的地方增长达50%。这种灾难殃及广大的劳动人民，大大加重了他们的实际负担。在人民群众要求禁烟的强烈呼声下，统治集团中的禁烟派首领林则徐（1785—1850年）采取严厉禁烟的断然措施，于1839年6月3日，把收缴的2万多箱鸦片在虎门海滩一举销毁。这一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根除烟毒、反抗侵略的坚强意志。
为了维护可耻的鸦片贸易，英国殖民势力于1840年6月发动了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8月，清政府在英国侵略军炮口的威胁下，与之签订了《南京条约》。由此开始，中国社会逐渐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
在社会经济方面，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虽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若干地区和部门已有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出现，但是，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而在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他们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向中国倾销工业品，从而逐渐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城市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使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逐渐趋于解体。这就给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但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变中国为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为此，他们发动了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强占中国领土，强迫中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他们在攫取中国主权，使中国愈来愈丧失了国家独立自主地位的同时，还控制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使中国成为其经济的附庸。他们还在中国经营许多工矿企业，直接掠夺中国的资源，并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又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经济的特征。鸦片战争后，中国从封建制社会逐渐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
鸦片战争时期社会思潮的转向，明显地表现为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经世致用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包世臣等。
（1）主张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们揭露了封建制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在这方面，以龚自珍最为突出。他的笔锋所向，不仅对准腐败的封建官僚集团，而且触及到封建君主专制。对他早年的文集《伫泣亭文》，时人的评价是：“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迕。”他同一时期的诗作，也被认为“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由此可以窥见他的思想锋芒。此外，张际亮（1799—1843年）、沈垚（1795—1840年）等人也抨击了清王朝腐朽的封建官僚政治。张际亮在致黄爵滋（1793—1853年）的信文中指出：“海内虚耗，官吏玩怠，良可忧惧。”并揭露说：“今之外吏……其贪以浚民之脂膏，酷以干天之愤怒……虽痛哭流涕言之，不能尽其情状。”沈垚也指斥官僚土大夫们“廉耻道丧”，谴责他们“不顾民生之艰难”，只知“终日华轩快马，驰骋于康庄”，并认为当时士风的颓败，“实有书契来所未见”，感到“可惧之至”。
（2）他们批评了汉学与朱学。魏源就曾指出：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沈垚也认为汉学家们“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使得“学术衰而人才坏”。他们还批评汉学家们舍本逐末的治学道路，认为汉学家们疲精劳神，毕生所从事的文字训诂等工作，其实不过是治学的入门。与此同时，他们也从学风上抨击了宋学家们崇尚空疏的习气，指出这些人对各种实际问题不闻不问，无能为力，同汉学家们一样“无用”。龚自珍就曾指责宋学家们“坐谈性命，其语
……何施于家邦”。包世臣也批评宋学家只知“谈性命”而“鄙夷田事”（《齐民四术·农政》）。由此，这些士大夫针锋相对地提出，治学要有助于经世。魏源提出“以经术为治术”的主张。
（3）他们主张进行改革。龚自珍、魏源都倡言变法。龚自珍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曾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魏源和包世臣在鸦片战争前，则主要是针对经济领域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白银外流与银价上涨的现实情况，尤其引起这些土大夫的关注。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包世臣、魏源等都曾论及改革币制的问题。
（4）他们主张防御、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他们中的有些人，还在鸦片战争前的十几年，就已对英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东方不断伸展侵略触角，深感忧虑。1828年，包世臣就曾致书广东按察使，指出英国殖民者有可能以新加坡为基地，对中国进行侵略，主张及早采取防范措施，“以弭边衅”。面对烟毒泛滥于中国的严重局面，他们还纷纷建议禁绝鸦片。1838年，黄爵滋在《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提出“重治吸食”以禁除鸦片的主张，引起了很大震动。接着，林则徐上书，进一步说明鸦片输入所带来的祸害。他强调指出，对于鸦片输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因而认为“欲令行禁止，必以重治吸食者为先”（《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鸦片战争失败后，思想界笼罩着一片悲愤激昂的气氛。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天朝上国”的迷梦开始消失，希望了解和学习外国的要求，初步被提了出来。林则徐是这方面的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早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夕，他已留心外国的情况。他在广州查禁鸦片时，让人采访西事，翻译西书，并购买外国报纸，还主持将所搜集的有关外国历史、地理和政治状况的资料译编为《四洲志》。此后，关于西方的知识开始引起注意。在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下，人们更不能不检讨这次战败的原因，从而更加迫切地要求了解西方。姚莹在《复光律原书》中的一段话，很能反映他们的共同心情：“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自古兵法，先审敌情。未有知己知彼而不胜，聩聩从事而不败者也。”针对那种把了解西方情事，说成是“矜奇眩异，骇人耳目”的保守论调，姚莹反驳说：“古今时势不同，当务为亟，今日事势可忧可惧如此，似不宜守拘墟之见，犹以覆辙为美谈也。”他在《与余小坡言西事书》中指出：“英夷及西洋人士，每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事者，其笑固宜。有志之士，乌可不一雪此言哉？”并谈到，他之所以写作《康
纪行》一书，就是因为“惜前人之误，欲我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魏源的思想则更加前进了一步。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1842年12月，他据《四洲志》增订而成的《海国图志》五十卷完稿（后补为六十卷，1852年又增为百卷）。在这部著作中，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中国近代“西学”的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