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政权的思想文化政策

唐代是一个文化大国，也是一个文明大国。与前代和后代相比较，它在学术思想上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唐代统治者实行的是一种所谓儒、释、道“三教”并立的政策，从而形成了一种多元的文化格局。对于传统的儒学，唐代继承了隋代统一经学南学、北学的成果，积极予以扶植。唐太宗在隋文帝“诏天下劝学行礼”（《隋书·帝纪》），隋炀帝“复开庠序”“征辟儒生”“相与讲论”（《隋书·儒林传序》）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儒家经典。他因社会上流传的儒家经典多有讹误，于贞观四年（630年），诏令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编纂一个标准版本。唐太宗又因儒学章句繁杂，注疏极不一致，命孔颖达等人撰定《五经义疏》，贞观十四年（640年）书成，定名《五经正义》。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全国。从此以后一直到宋代，凡是科举考试，或是传授经书，都必须以《五经正义》为官定经书。可见，隋唐的统治者还是很重视儒学的。不过，儒学在思想界并没有处于独尊的地位，到唐代中期，《五经正义》的影响逐渐衰微，开元十六年（728年），国子祭酒杨玚曾上书要求皇帝采取行政措施以振兴儒学。这与两汉时期不同，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外文化、民族文化的交流时期，用一种思想是不能统治下去的，这需要儒学有一个变化，在保存儒家基本思想的同时，吸取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外来文化的若干方面，创立一种新儒学。

对于佛教，隋唐的统治者虽有一些排佛言论与措施，但总的说来还是积极提倡的，他们广建寺塔，广度僧尼，广写佛经，广交僧侣，广做佛事，广给布施，并赐予高僧以爵位，因而佛教在隋唐两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本来，佛教的“神不灭论”经过范缜等人的批评，在理论上可以说是被驳倒了，为什么还会发展起来，兴盛起来？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一种思想、一种学说，不能只是靠精神的力量就能使它消失。何况佛教宗教哲学也不能完全归结为神不灭论，它本身还有其他内容，还有一些具有理论思维的思想资料。到隋唐时期，佛教已经建立了比较巩固的寺院经济，就是由当时的统治者拨给寺院一定的土地或某一地方的税收，寺院有了数量可观的、固定的租税收入，过着同世俗地主一样的剥削生活。在唐代，寺院不仅占有大量耕地，而且有荒地、柴草地、果园、碾坊，甚至还开设店铺。隋唐统治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佛教所实行的支持政策，加速了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

道教在唐代一直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唐高祖曾去终南山谒老子庙，唐太宗虽称神仙事本属虚妄，却又在修兖州宣尼庙的同时，修亳州老君庙。唐高宗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武则天又追封老子母为先天太后。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①道教给李唐王朝提供了一个借以抬高门第出身的祖先——李耳。为此，唐太宗从道教中发现道教之主的老子原来也姓“李”，于是他就把皇室宗谱一直上推到老子那里，自称老子就是李唐王朝的始祖，李唐王朝乃老子的后裔。这样，李唐王朝的王权就被涂上了一层神权的色彩。②道教的形体不灭理论可以刺激统治者追求“长生不老”的欲望。在唐代皇帝中服食丹药以求不死的现象颇为普遍。据史书记载，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这六个皇帝，都是吃丹药而致死的；高宗、玄宗想吃丹药而没有敢吃；武则天也是嗜吃丹药的。由于道教在上述两个方面更能迎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因而它的地位往往被排列在佛教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