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与经学的结合

理学产生伊始，就与经学紧密结合成一体。理学家人人都是很著名的经学家，他们的理学思想均通过注释、解说、议论、引用经书的形式表现出来。理学和经学互为表里，构成理学思潮的一个特色。

理学把经学作为阐述思想理论的工具，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宋初崇文重儒的社会风气的兴起，首先导致了科举制度的变化。太宗时，在“明经”科之外，又增设“九经”“五经”“三礼”“三传”等新科目，加大了儒家经书在科举考试中的比重。

科举考试以经义为主，使那些力图博取功名利禄的人们皓首穷经。父母也纷纷以经书教导幼童，使经学得到广泛的传播，成为社会知识启蒙、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

其次，经学本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宋初80年，经学仍然沿袭汉唐诸儒的治学方法，恪守经注，严重压抑了学者理论思维的创造活动。因此，庆历前后，一大批儒生开始怀疑汉唐古注，并攻击训诂章句的经学方法论，根据自己的思想观点去取舍儒经，解说经书，美其名曰“发明经旨”，探究经文“义理”。仁宗庆历之后，自刘敞《七经小传》、王安石《三经新义》刊行，以己意解经蔚然成风，汉唐训诂之学被视为粪土草芥。

理学产生时期，“义理之学”已经大盛，解经专凭己意的风气影响了一代学术风气，给理学家利用儒经的范畴、命题和理论框架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

再次，由于“尊华夏而贱夷狄”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化，唐代韩愈提出的“道统论”在宋初受到格外重视。在强调“道统”的同时，儒生们还提出“辟异端”的主张，一切与儒学宗旨完全悖离和不以儒经为依据的学说，上起杨（朱）、墨（翟）、申（不害）、韩（非子），下迄佛、道，统统被视为“异端”。宋儒把“异端”视为洪水猛兽，予以坚决抵制。理学家也是这一主张的积极倡导者。

理学与经学的结合，在儒学复兴的潮流中，对理学思想体系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发明儒经“义理”的形式下，佛道思想巧妙地进入了传统儒学的神圣殿堂，并被涂上“圣人之义”的光彩，成为世代相传的“圣人之道”的组成部分。这样，融合了佛道哲学的理学，也很容易被众多的尊儒读经的文人学士们接受。理学在神宗熙宁年间短短的十多年得到广泛传播，与它采取经学的形式是分不开的。

理学产生后，中国文化多元的局面基本结束了。作为中国文化新形式的理学，成了当时中国文化总体结构的核心。它逐渐向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渗透，理学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的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