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的生平及其与理学的分歧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学者称水心先生，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出身于贫民家庭。淳熙五年（1178年）擢为进士第二，官至知府兼沿江制置使。开禧三年（1207年）被劾夺职，此后遂潜心于学问。在对金和战的问题上，他主张积极图谋雪耻和恢复失地。他指责南宋的弊政，说明财竭、兵弱、民困、势衰的社会现象十分严重，要求限制皇帝及贵族地主的封建特权，以增强国家力量。他曾成功地组织了对金兵的抗击，并制定了一套防御计划。对于叶适的事功之学，明代思想家李贽曾给以很高的评价：“此儒者乃无半点头巾气，胜李纲、范纯仁远矣！真用得，真用得！”（《藏书》卷十四）
叶适为永嘉学派的传人。南宋初年，伊洛之学传至永嘉，有周行己等“永嘉九先生”传播程氏之学，并创立了永嘉学派，承接二程统纪。传至薛季宣（1134—1173年）和陈傅良（1137—1203年）时，永嘉学派开始悖离二程的学说，向事功之学转变。叶适思想直接渊源于薛季宣、陈傅良二人，对二人的功利主义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创立了与程朱理学和心学对立的思想体系。
黄宗羲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宋元学案·艮斋学案》）叶适就是在这个思想原则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自己实事实功的思想。他主张把“义理”和“功利”统一起来，强调不能离开“功利”而言“道义”。他反对忽视功利、专尚“义理”的空谈家，他说：“今世议论胜而用力寡，大则制策，小则科举……皆取则于华辞耳，非当世之要言也。虽有精微深博之论，务使天下之义理不可逾越，然亦空言也。盖一代之好尚既如此矣，岂能尽天下之虑乎！”（《水心别集》卷十）他指出，“以功业为可略”而谈“性命”“义理”，即使议论如何精深，也只是空谈。
除义利观与理学明显相左之外，叶适在思想学术上与理学的分歧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太极”问题。叶适否认“太极”这一范畴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他认为，《易传》中的《文言》《说卦》《系辞》（上下）等都不是出于孔子之手。尤其是《系辞》中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句，“文浅而义陋”，是传《易》者“骇异后学”的话。他指出，《易经》中从未提“太极”二字，“不知《传》何以称之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四）。
叶适对“极”作了自己的解释，他说：“夫极非有物，而所以建是极者则有物也。”（《水心别集》卷七）所谓“极”是从事事物物中抽象出来的总原则，其存在以物为基础。这一观点与理学“太极”生阴阳、五行、万物的观点刚好相反。
（2）关于《中庸》《大学》。叶适不赞成理学家对《中庸》《大学》的推崇和解释。他认为必须纠正程朱的解释，而以“孔子之经求之”。所以他对《中庸》《大学》的解说几乎逐章逐句都是与程朱的注释对立的。例如，对《大学》“格物致知”的解释，叶适认为“致知格物在心意之先”，先格物致知，才能正心诚意，这与程朱所谓“格物者，穷理也”的观点是不同的。叶适认为，人的认识不可以离开物，“知之至者，皆物格之验也。有一不知，是吾不与物皆至也”。这是说，正确的认识来源于对物的认识，并且要经过“格物”的体验，才能得到证实。他不仅把《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改为“不可须臾离物也”，而且强调“以物用而不以己用”，对物要根据其客观现实去认识，而不要把它作为认识某种先验存在的媒介。这是针对程朱通过格物而穷天理，把物作为天理体现者的观点而发出的议论。
在道器关系问题上，叶适肯定“道”在“器”中，他说：“上古圣人之治天下，至矣。其道在于器数，其通变在于事物。……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论高而违实，是又不可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他认为通过对具体事物的研究，才能认识事物的规则。
（3）关于理学的道统说。叶适不同意理学家所谓“圣人之道”由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的道统说，尤其不同意程朱遥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的统系。他首先对曾子传孔子思想提出怀疑，认为曾子用“忠恕”解释“一贯”，与孔子原意不合，从而断然否认了“曾子亲传孔子之道”的说法。这样就否定了思、孟承接孔子的源头。叶适反对理学道统论，是为了破除理学思想源于先古圣人的说法。
陈亮、叶适对理学的诘辩，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揭示了理学理论思维的不足，但由于他们自身思辨水平不高，因而没有从理论上冲破理学的体系，更没有建立足以与理学相抗衡的完整理论体系。但他们的功利主义思想则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