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与《中说》

王通（584—617年）字仲淹，隋河东郡龙门（今山西万荣县境）人。门人私谥“文中子”。他出生在儒学家庭，从小受到儒学的熏陶。18岁时，“有四方之志”，到处游历问学，“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文中子序》）。仁寿三年（603年）西游长安，见隋文帝，上《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未能得到采用。后被授职于偏僻的蜀郡，任蜀王侍读等职。大业初年，王通从蜀郡回乡，路过长安，见无再仕的希望，心情愤闷，于是便退居乡里，在河汾之间，聚徒讲学直至终老。其著作现存《中说》（即《文中子》）十卷。

王通的学术思想，是主张“三教可一”。王通以前，提出三教合流主张的不乏其人，但多数是道教或佛教学者。在儒学学者中主张融合佛、道的，当以颜之推为著名代表。因此，《颜氏家训》从儒家立场所表述的三教合流思想，应当被看作是王通“三教可一”思想的发端。

王通“三教可一”的主张，是建立在以下两个论点的基础之上的：①他认为三教“不可废”（《中说·周公》），儒、佛、道对于统治者来说，都是有用的，都有可以辅政的内容，不能把国家的败亡归罪于三教。两晋和南朝梁的灭国，是统治者自己的过错造成的，是他们没有真正实行三教之“道”的结果。②他认为三教各有缺陷。他承认佛教也是“圣人”之教，但如不加变通就难以实行，犹如大车无法畅行于水泽地区，中国的帽子不适合戴在西方人的头上一样。他对道教“仁义不修、孝悌不立”，专讲“长生神仙之道”（《中说·礼乐》）甚为不满，认为这是人的贪得无厌的一种表现，这种状况长久下去，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他通过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排佛事件，委婉地批评儒家学者对佛、道二教势不两立的僵化态度。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学习司马谈在学术上“善述九流”的精神，在儒学的基础上把三教统一起来，做到“通其变”，即对各家中的弊端加以变通、改造，使彼此之间互相通融，取长补短，就可以使“天下无弊法”，“与之共叙九畴”，共同讨论国家大计。不过，由于王通的“三教可一”主张没有明确提出“三教归儒”的命题，没有强调儒学在融合佛、道二教思想的同时，应保持自己的正统地位，因而受到理学家的批评。朱熹说“文中子《中说》被人乱了”（《朱子语类》卷一三七）；陆九渊说，王通“浑三家之学”，使“浮屠、老子之教，遂与儒学鼎立于天下”（《陆九渊集·策问》）。因此，王通的“三教可一”主张，经过唐代许多思想家的实践与改造，才成为宋代理学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料。

王通的学术活动和主张，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行“王道”的政治思想。他常常以古人“生以救时，死以明道”的抱负来激励自己，企图通过著书立说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他除著《中说》外，还用了八九年时间著成《续六经》（已佚），宣传王道政治。他依据孟子的“仁政”学说，向统治者提出若干推行王道的原则，其中十分注重人的道德修养，要求人们努力解决好道与利、道与欲的关系。关于道与利，他认为是绝对对立的，二者只能取其一，只能取道而去利。与道义之辩相一致，王通又提出了道与欲的绝对对立，主张存道寡欲。他说：“恶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为诈，我则好诈焉。”（《中说·事君》）当时的上层社会以寡欲为不诚实的表现，王通却不顾忌人们的讥讽，以“服俭”“食俭”律己，“见利争让，闻义争为”（《中说·魏相》）。他希望统治者效法他，以救衰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