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和孟子的“仁政”学说
孟子（约前372—约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邹（今山东邹县）人。相传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是孔子的第四代弟子。他曾游说齐、梁、鲁、邹、滕、薛、宋等国，做过齐宣王的客卿，“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当时有很大影响。
孟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他的仁政主张、性善学说、“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的观点都与孔子思想有渊源关系，对孔子思想有新的发挥。战国中期，建立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统一国家，是当时历史的发展趋势，各大诸侯国君主都想“莅中国而抚四夷”（《孟子·梁惠王上》），做全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孟子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以辅佐圣君统一天下的贤臣自居。
从孔子主张“德治”到孟子提出“仁政”，是儒家政治学说的重大发展。孔子主张的“德治”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孔子提倡的“仁”基本内容属于道德伦理范围，还不是一种政治学说。曾子主张以哀怜之心执行刑罚，将“仁”的思想扩展到政治思想领域。孟子进而将“仁”的思想发展为系统的“仁政”学说，为后来中国封建社会儒家的政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孟子的“仁政”学说，在经济关系方面主张“制民之产”，反对横征暴敛，以保持小生产的相对稳定。他说：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
“制民之产”的具体方案是井田制。滕文公派毕战请教井田制的内容。孟子回答说：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认为，历史上税收制度的“贡”法不好，因为“贡”法是比较若干年的收成以确定税额，丰收年成可多征收而不多征，灾荒年成应该减免也不减免，百姓连爹娘都不能养活，还得借高利贷来凑足纳税的数字。历史上另一种税收制度“助”法很好，因为“助”法就是将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农民助耕公田，统治者收取公田上的农产品作为税收。丰收年成统治者可以多得收入而不影响农民的生活；灾荒年成统治者可以少收入一些，不致使农民活不下去。在孟子看来，井田的税收方式就是一种“助”法。
孟子把井田制下小农的生活状况描绘得相当美好，他说：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豕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这段经常被史家引用的名言，是孟子所构想的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图画。这种构思承认农民有一定的财产权，反对杀鸡取卵式的剥削，主张征税有一定限度，使农民生活得到保证，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与“井田”制的构想相关，孟子主张“正经界”。
“经界”是划分井田的地界，也就是商鞅在秦国变法中“开阡陌”的“阡陌”。在孟子看来，“正经界”是实行仁政的首要问题，因为官吏待遇是由井田中的公田的收获提供的，以粮食作为俸禄，叫作谷禄。经界不正，井田的面积就没有了标准，井田大小不一，官吏得到的谷禄就不能按制度统一，所以说“经界不平，井地不均，谷禄不平”（《孟子·滕文公上》）。相反，一旦“经界既正”，实行谷禄制就没有困难了。孟子维护世禄制度，主张“仕者世禄”（《孟子·梁惠王下》），而禄又是要由田来体现的，所以他把“正经界”看成首要问题。商鞅主张废世禄制度，所以实行“开阡陌”，允许人民买卖土地。在这一点上孟子与商鞅相比是保守的。
孟子的“仁政”学说，在政治关系方面是一种道德政治论，也叫作“王道”，与暴力政治“霸道”相对。孟子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着眼于争取民心，目的是“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说，虽是一个地方百里的小国，只要施仁政于民，教之以忠信，便可以率领他们用棍棒打败秦楚的坚甲利兵。为什么呢？因为一国的君主行仁政，邻国的百姓就会像对待父母一样爱慕他。如果邻国的君主要强迫人民来攻打他，就像要女儿来攻打自己的父母一样，没有不失败的。所以，行仁政的君主是无敌于天下的（见《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的“仁政”说发展了古代的“民本”思想，提出“民为贵”的观点。《尚书》中有两句话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继承了这个观点，并提出了理论根据。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得到百姓的拥戴就可以做天子。得到天子、诸侯的喜欢，不过可以做诸侯、大夫而已。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要把百姓都赶出国境，另换一批百姓，在事实上和理论上都是行不通的，天子、诸侯却可以改换。改换的办法有“禅让”和“征诛”两种。“禅让”是孟子从氏族社会历史传说中吸取来的理想。“征诛”是孟子对三代政权交替历史的经验总结。他说汤伐桀是“为匹夫匹妇复仇也”（《孟子·滕文公下》），武王伐纣是“救民于水火之中也”（同上），承认使用暴力推翻暴政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