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廷相的人性论及知行观

在人性论方面，王廷相从气一元论的立场出发，指出“论性也，不可以离气”（《横渠理气辩》），这正是对程朱学派的一种批评。王廷相认为，人的形体产生精神活动，精神活动产生出道德伦理观念。如果没有形体，没有精神活动（包括知觉活动和思维活动），也就谈不上道德观念。这实际上是自然的人性论，强调了精神活动对于生理感官的依赖，认为人性是从人的自然形体中产生出来的。这种观点看到了人的自然属性，没有看到人的社会属性。

王廷相还提出“凡人之性成于习”（《答薛采君论性书》）的观点。他很强调“接习”和“实历”的作用。所谓“接习”，是指“心”借助感官与外界事物相接触。在王廷相看来，如果人的感官不与外界接触，思想的器官（“心”）也就不可能获得资料。如果把一个人幽囚起来，不与社会接触，他肯定会变成傻瓜。

王廷相的认识论观点，是建立在对程朱、陆王两派认识论观点批评的基础之上。他称程朱、陆王的认识论为“支离”“禅定”，禅定与支离，本是程朱、陆王两派学者的互相攻讦之词，而王廷相将二者一齐否定，他提出的观点，是“知行兼举”。这里的“知行兼举”在形式上与王守仁的“知行并进”相似，但细加考察，就会发现两位思想家使用知、行范畴的不同含义。

（1）王廷相所指的“知”是后天之知，并非德性之知、良知。王廷相在《雅述》上篇专门批评了“德性之知”的观点，他把“知”分为“天性之知”和“人道之知”，王廷相不承认有先天的知识，不承认不学而知，不学而能。

（2）王廷相所指的“知”有一个积累深化的过程。王廷相还认为，认识的深化是必然的，因为“耳目之闻见，善用之足以广其心，不善用之适以狭其心”（《慎言·见闻》）。可见，王廷相对“知”的论述已初步接触到感性认识（耳目之闻见）与理性认识（心）的关系问题，并且对此有了比较正确的表述。

王廷相的思想，在明中期的思想界是独树一帜的。这一时期，正是学术思想领域中朱学走向衰落、王学兴起的时期，他不像罗钦顺那样打着朱学的旗号去批评理学，而是对朱、王两派学说都持批评态度，卓然自立于理学的潮流之外，是一位既有求实精神，又富于独立思考精神的思想家。

王廷相的学问范围广博，在文学上也负盛名，与著名文学家李梦阳等并称“七才子”（即明前七子）。在创作思想上，他号召“文以载道”，反对“刻意模古”，主张“无意为文者，志专于道，虽平易疏淡，而其理常畅，云之变化，湍之喷激，窅无定象可以执索，其文之至矣乎”（《王氏家藏集·石龙集序》）。这些观点中所反映出的反对形式主义、推崇自然之理的美学倾向，和他的整个思想是相吻合的。

【注释】

[1]《王廷相哲学选集》由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1965年中华书局增补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