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峭及其《化书》

谭峭，字景升，五代泉州（今属福建）人。早年爱好诸子、黄老之学，不求仁禄功名，后出游终南山，并遍历名山，不复归故里。师事嵩山道士十余年，得辟谷（又叫“休粮”，指不食五谷，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术）养气之术。其言行举止与常人不同，在云游时以酗酒为乐，夏天穿皮袄，冬天著单衫，并作诗说：“线作长江扇作天，靸鞋抛向海东边。蓬莱信道无多路，只在谭生柱杖前。”故被视为疯狂。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平民百姓中，对因社会动乱造成的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深感愤懑，曾著《化书》来表述自己的见解。

谭峭《化书》的特点是强调一切皆化的思想。其最高范畴也是“道”，他认为“道”在分化中产生万物，摈弃静生万物的主张。他认为“道”的分化有顺逆两个方向，从“道之委”（“道”是世界的本原）来说，由“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这是“道”顺而产生万物的过程。从“道之用”（万物是“道”的作用）来说，“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这是“道”从外化的万物返回它自身的过程。“道”的顺行和逆行的相互转化和循环，构成了万物的运动。

当谭峭把上述观点用于说明社会现象时，他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一些设想。他认为，“道”的分化产生了万物，而人类社会的分化则产生了尊卑。他推测说，先有自然界的分化，然后才有人类社会的分化。人类社会是从自然界的“气化”“形化”转变而来，它们都统一于道。他设想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没有尊卑，没有聚敛，没有争夺，人人平等，这就叫作“揖让”的阶段。“揖让”以后，人类社会就变质了，分化出尊者和卑者。尊者穿戴华丽的衣冠，乘坐豪华的马车，居住高大的宫室，配备庞大的卫队，食用丰盛的筵席，奢侈淫荡，肆意聚敛，聚敛不足就靠欺骗，欺骗失败就施刑戮，于是纷争随之而起。谭峭把这种情景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其来也，势不可遏；其去也，力不可拔”（《大化》），是人的主观意志所不能改变的。

谭峭揭露了当时农民所受的苦难，反复指出，农民的反抗是由于统治者“穷民之力”“夺民之食”（《有国》）所引起的。他认为“夺民之食”是剜民的肌，啖民的肉，扼民的咽喉，断民下一代的生计，农民怎能不啼号？怎能不贫困？怎能不冻饿？怎能不愤怒？当农民百姓难以为生的时候，他们决不会相信仁义的说教，也不会畏惧刑威的严酷，必然奋起反抗，这犹如“火将逼而投于水，知必不免，且贵其缓；虎将噬而投于谷，知必不可，或觊其生”（《丝纶》）一样。所以他正告统治者：“慎勿怨盗贼，盗贼惟我召。慎勿怨叛乱，叛乱禀我教。”（《太和》）

谭峭主张通过均平的办法来解决当时的社会危机。他认为人类社会也应当没有彼和此的区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应当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和睦相处。他推测人类太古时代的情景大概同蝼蚁的群居生活差不多。他说：“蝼蚁之为君也，一拳之宫，与众处之；一块之台，与众临之；一粒之食，与众蓄之；一虫之肉，与众咂之；一罪无疑，与众戮之。”（《蝼蚁》）这是说，在蝼蚁生活中，为君的居处、娱乐、饮食都与大众一样，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处理事情，也与大众共同决定，没有独断专行之弊。所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应心息相通，病痛相连，甘苦与共。

谭峭强调，均平的首要任务是“均食”。所以他主张作为统治者应该先解决“均食”的问题，然后再去解决“五常”（仁义礼智信）。如果社会上各种人都处在饥荒之中，那么就没有纲常伦理可言。若是人人都有饭吃，就一定会出现良好的社会风尚，天下就太平了。谭峭的“均食”“太平”的理想，在东汉张鲁的道教团体中就有类似通过均食达到太平的主张，可以说是原始道教的传统，这种传统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抛弃已久，他重新加以发挥，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