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思想
不论是洋务派思想或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中国近代自然科学思想，在设计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时，都忽略了一个主要问题，即政治制度问题。当早期维新思想出现后，才多少接触到政治体制问题。
早期维新思潮，上承鸦片战争以来林则徐、魏源的爱国主义思想，下启戊戌时期康有为等人维新变法思想，是19世纪后期中国思想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思潮之一。这个思潮的主要人物有：冯桂芬（1809—1874年，江苏吴县人）、王韬（1828—1897年，江苏苏州人）、薛福成（1838—1894年，江苏无锡人）、陈炽（？—1899年，江西瑞金人）、马建忠（1844—1900年，江苏丹徒人）、郑观应（1841—1920年，广东香山人）等。他们受过传统的封建文化教育，但是也接触了一些西学知识，提出了进行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的改革要求。
早期维新思潮的重要历史功绩在于：他们在近代早期的中学与西学或旧学与新学的思想文化斗争中，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而与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相对抗。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可以称之为早期的新学派或西学派。他们希望发愤图强，向西方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邵作舟叙述当时学西学的情形说：“道光、咸丰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节四处，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赫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邵氏危言·纲纪》）这颇能道出当时这批人的思想面貌。
早期维新思想家大多是从当时所面临的社会实际问题着眼，以为西方国家的富强是由于科学与工业的发达，所以主张中国必须“兴工艺之学”。早期维新思潮还探讨中国所以落后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国的落后不仅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而且还有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因此，从政教风俗和社会制度方面去探索西方先进国家所以富强的本原，就成为早期改良派的特色之一。马建忠留学欧洲，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有一定的了解。他在《上李伯相言出洋功课书》中说：“各国吏治异同，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引者），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又说：“人人有自主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这里透露出他对资产阶级民权的向往。但是，他并没有正面提出开议院的政治主张。他和薛福成一样，在洋务派官僚集团中的地位较高，因而也就对封建政权表现出更大的依附性。至于社会地位较低的王韬、陈炽、郑观应等人则公开地宣传“君民共主”（君主立宪）的优点。王韬说：“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指君臣上下相与讨论——引者），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弢园文录外编》）陈炽也指出，“泰西议院之法”，是“合君民如一体，通上下为一心”，认为这是“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也”。又说：“君民共主之国，所以威行海表，未艾方兴者，非常也，数也。圣人复起，无以易之也。”（《庸言》外编）郑观应则宣传“议院兴而民志合，民气强”，并把君主立宪政体说成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唯一出路。他强调说“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以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所以“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合（中国）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情，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龃龉，动辄称戈”（《盛世危言》）。但是，他们又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猝难仿行”，而只能“变通其法”（陈虬《救时要义·开议院》）。怎样变通呢？就是把各地方的书院变成“议院”，即一种清议机构。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其尝试掌握政权之前，最初曾把眼光放在要求发展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方面，把这当作是国家民族的唯一出路。当时，王韬提出“持商为国本论”，薛福成提出“商握四民之纲说”，马建忠提出“富民说”，陈炽提出“富国策”，郑观应则提出了“商战”的口号。这一理论作为一种思潮而出现，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构成封建主义经济思想“重本抑末”或“重农抑商”的反题，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
郑观应在《商战》中比较详尽地阐发了这种思想的基本观点。他说：“自中外通商以来，彼族（西方列强——引者）动肆横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求与彼决一战哉？”又说，列强用武力“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盛世危言》卷三《商战》）。郑观应的这一论点比较集中地反映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要求和愿望：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就要认真对待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包括经济侵略在内。他特别强调以“商战”弥补“兵战”的不足，说“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这样，他就把发展民族工商业同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谋求国家的富强联结起来了。
在郑观应之前，薛福成就提出过“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而吾民得自食一分之力”。陈炽也认为“识时务者为俊杰。今日之时务，洋务而已矣，通商与用兵而已矣”，把西学或新学归结为通商（富）与用兵（强）二者。这种观点构成中国近代早期重商主义的基本公式。郑观应则更进一步把它发展为“人尽其材”“地尽其利”“货畅其流”这样一个比较全面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纲领。应该指出的是，商战论不单纯是经济纲领，它还具有一定程度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的政治性质。因为既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就必须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陈炽就指出：“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以假人。”郑观应在《商战》中也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他们都主张保护关税，尤其反对西方列强控制中国的海关和关税。郑观应就说：“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榷政大有裨益，而于中华政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盛世危言》）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商战论的政治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