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献章的心学
明代学术思想的转向，由明初的思想家那里已显露出端倪，而真正有代表性的过渡人物，则是陈献章。
陈献章（1428—1500年）字公甫，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世称“白沙先生”。因所居靠近江门，人又称其学为“江门之学”。后人辑其著作为《白沙子全集》十卷。
陈献章是明初朱学学者吴与弼的学生，在刻苦奋力、注重践履方面，他受到吴与弼的很大影响，但是，他与谨守朱学传统的明初学者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注重独立思考。他说：“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白沙子全集》卷二《与张廷实》）正是由于这种贵疑的精神，使他的思想成为明代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陈献章的心学思想，有三部分的内容，这就是论道、论我、论修养。从这种格局中，可以看到朱学的影子。
所谓道，是指宇宙的根本，陈献章说：“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与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以道视天地，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白沙子全集》卷一《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上）这样的说法，以“道”为天地之本，与朱熹以“理”为“生物之本”的观点十分相近，但陈献章与朱熹的不同点是他提出了万物、万理具于一心的观点。他说：“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物。”（同上）由这种观点进一步引申，他便提出了“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白沙子全集》卷三《与林郡博》），这就与朱学不同了。
陈献章的“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学世界观与陆九渊的“心即理”的观点有所不同：①在论证的方式上，他和明初朱学学者论心的方式大体相同，即由承认理（道）到承认“心具理”，最后又以心吞噬理，这同陆九渊直接以“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相比，强调了认识的过程。②在对“心”的理解上，陆九渊除了指出它的知觉能力以外，还特别强调它的伦理本性，即以仁义道德为“心”之本。陈献章则有所不同，他所理解的“心”，主要强调其知觉认识能力，强调“心”的知觉作用是决定万事万物的枢纽，这其中也渗透着朱学的影响。
从以上看，陈献章的心学，与明初的朱学有着继承演化的关系，他不仅进一步改造了明初的朱学，而且公开抛弃尊朱的旗帜，强调“自得”，主张“贵疑”，这说明明代中期学者的精神面貌与明初的那种谨守师说的态度已经不同。
在陈献章思想中，有一种追求个人精神解脱的意味，这表现在他的“以自然为宗”的修养目标上。他说：“士从事于学，功深力到，华落实存，乃浩然自得，则不知天地之为大，死生之为变，而况于富贵贫贱、功利得丧、诎信予夺之间哉？”（《白沙子全集》卷一《李文溪文集序》）这种“浩然自得”的境界，将天地、生死、贫富、功利置之度外，是用消极的形式表达了企图摆脱自然与社会对个人束缚的愿望。陈献章这种思想，有悖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学宗旨，是明代封建士大夫个体意识萌醒的一个开端，这在明代思想史上，是有一定贡献的。
为了实现“以自然为宗”的修养目标，陈献章还提出“静坐中养出端倪”的修养方法。这种方法，是陈献章从切身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据他自己说，他从吴与弼处求学归来之后，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不靠师友指引，专靠从书册中反复搜寻，废寝忘食，数年都未有收获，“于是舍彼之繁，求吾心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白沙子全集》卷二《复赵提学》）。可见，这是一种内省的方法。这种方法显然有着神秘主义的因素，连刘宗周也认为难于用文字解释：“静中养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拟，口不可得而言，毕竟不离精魂者近是。”（《明儒学案·师说》）但是这种神秘主义，却成了打开程朱理学的独断论的一个缺口。他提出“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白沙子全集》卷一《道学传序》），这就包含人不能迷信书本，书要为人所用的思想。
陈献章在对“内省”的分析中借用了佛教哲学中对认识心理的某些分析，这不仅表明了一种大胆的精神，而且也是在对人类认识结构要素的分析方面所作出的一种贡献。刘宗周用“精微”二字评价陈献章的哲学方法，可谓恰当之论。
在陈献章之后，其弟子湛若水（1466—1560年），广东增城人，学者称之为甘泉先生，将“静坐中养出端倪”的心学方法又发挥成“随处体认天理”，强调在保持心境空虚的状态下体认“天理”（也即封建的伦理道德规范）。这种做法，形式上是对陈献章“近禅”的一种纠偏，但实际上却将陈献章追求“浩然自得”的个体意识的精神也一起修正了。
陈献章的及门弟子，《明儒学案》中著录的有12人。湛若水的弟子，《明儒学案》中著录的也有10人之多。历史上也称这一派为“江门之学”。这一派的流传时间，从湛若水起，与王守仁的“姚江之学”大体同时，但两派的学术命运却不尽相同。陈献章的弟子学旨多变，缺乏一贯的理论，没有得到广泛传播，而“姚江之学”在王守仁及其弟子的推动下，发展为明代中后期思想界的主流。
【注释】
[1]皇庆科举条制：元朝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年）下诏，制定科举条制，规定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及南人同样学习朱熹的《四书集注》，同样应《四书》考试。所学与所考的《五经》，也都采用程朱学派的传注。
[2]所谓“孔颜乐处”，是指周敦颐向二程授业时，根据《论语·述而》篇孔子蔬食饮水而乐在其中，《雍也》篇颜回箪瓢陋巷而不改其乐的记载，要二程回答孔颜“所乐何事”。以后这便成为宋明理学家经常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