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及其思想
“竹林七贤”，指魏晋之际的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位贤士。《世说新语·任诞》：“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生活的时代，正是司马氏集团取代曹魏集团的最后也是斗争最残酷的时期。其间，司马懿杀曹爽，司马师废曹芳，司马昭杀曹髦，并用非常手段剪除异己势力，正如史书所说“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当时洛阳为司马氏集团的政治中心。竹林地属河内郡（治今河南武陟西南），河内为曹氏宗室所居，俨然为洛阳以外又一政治中心，七贤在此居住，与司马氏集团相抗衡。
“竹林七贤”当推阮籍、嵇康为领袖。阮籍（210—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出身贵族家庭。因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早年有济世之志，因不满现实，纵酒谈玄，尤好《老》《庄》。但他评论时政、人物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故未遭司马氏的杀戮。嵇康（223—263年）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县西）人。出身贫寒。因曾任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推崇老庄学说，以清高超俗自居，尖锐地抨击时政，为司马昭所杀。
阮籍主张“自然”或“道”生万物（见《达庄论》《通老论》），嵇康主张“以无为为贵”（《与山巨源绝交书》），故他们二人的思想当属“以无为本”的体系。他们除继续研究《老子》外，还注意研究《庄子》。《庄子》从此受到玄学家们的潜心研讨。
阮籍、嵇康在政治上都反对虚伪的“名教”，而崇尚“自然”。所谓“自然”，就是说“道”本来如此，不假人为，要求依照人的自然本性，无拘无束地生活。那时，阮籍放任不羁，即使居母丧也仍然披头散发，继续饮酒吃肉。嵇康拒绝入朝做官。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亦以放达为务，不问世事。他们把嗜酒看得比参加政治生活更重要，以此抗议司马氏集团以“名教”排除异己的行为。因此这些“贤”者受到一批“名教”维护者的攻击，何曾曾在司马昭面前指摘阮籍是“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他说：“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晋书·何曾传》）企图以不孝的罪名，置阮籍于死地。这样，就展开了一场“名教”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辩论。
在辩论中，阮籍、嵇康列举“名教”的祸害：①禁锢人心，窒息个性。嵇康认为“人伦有礼，朝廷有法”是他所不堪忍受的精神负担。声称做官有“七不堪”，如早起、危坐、酬答、与俗人共事等，都是他无法应付的。在他看来，“游心于寂寞”，必须打破“名教”的束缚。②“名教”导致社会的纷争和不幸。阮籍认为，“君立”“臣设”，即有了君臣制度以后，“尊贤”“竞能”“争势”“宠贵”的弊病就产生了，造成了“上下相残”的局面。其中，权势者贪婪无厌，但又害怕百姓知其底细，遂制定礼法，束缚下民，并“严刑以威之”（《大人先生传》）。嵇康也指出，君臣关系乃是一种互相倾轧的关系，都是为了“割天下以自私”，把人们想象中的古代“天下为公”的美德破坏殆尽。
阮籍、嵇康对“六经”和儒家圣人也持否定态度。嵇康称“六经”“建立仁义以婴其心”，“开荣利之途，故奔骛而不觉”（《难自然好学论》）。即诱导人们以通经为利禄之门，使其陷入骛名竞利之中而不知醒悟。针对“名教”维护者以“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的观点，他敢于提出“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宣称“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同上）。他还“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这里不仅直接批评了儒家的圣人和儒家所宣传的三代圣王，而且含有批评司马氏集团维护“名教”而又破坏“名教”的意图。
于是，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的主张，即要求人们超出“名教”的束缚，摆脱情欲的干扰，使人在“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难自然好学论》）的状态下生活，以实现“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声无哀乐论》）的无争无扰的政治思想。可见，他们说的“越名教”并非是要废止“名教”，只是要求在君臣相安的情况下来维护它。
阮籍、嵇康奉行“清虚泰静，少私寡欲”的人生哲学。他们认为人们生活的目的在于体气和平，无乐无忧，怡然自得以延年益寿。因此，嵇康很重视研究“养生”理论，并论述“神”（精神）与“形”（形体）的相互关系。他从“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养生论》）的形神依存、形神并重的观点出发，强调精神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宣称“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同上）。强调精神不要受感官的摆布，更不能使人的欲望任意膨胀，一味去追求名位与富贵。他把“名利不灭”“喜怒不除”“声色不去”“滋味不绝”“神虚精散”作为“养生”之“五难”，对身体有摧残的作用。阮籍也说，“至人”应当是“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达庄论》），对于活着也不感到幸福，对于死去也泰然处之，完全顺应“自然”。他们以这种超世脱俗的人生哲学，去对抗司马氏的统治。在他们的“养生”论中包含着一些有科学因素的保持人体健康的内容。
阮籍、嵇康都是文学家，但他们两人在对待儒家的文化观点上有所差异。嵇康针对《礼记》“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的观点，著《声无哀乐论》，论证声音只有善恶（动听与不动听）的区别，其中并不含有人的主观的哀乐情感。他批评《左传》《国语》等儒家典籍中记载的一些神秘传说，如介葛卢闻牛鸣，便知道牛生的三子都做了祭祀的牺牲；晋师旷吹律觉得南风不强，就推断楚国必败；羊舌肸（叔向）的母亲听见孙子杨食我刚生时的啼声似豺狼，便认为羊舌氏的家族要由他覆灭；等等。嵇康认为这些传说都是荒诞不经，由人们任意虚构出来的。认为牛鸣、南风不强、小儿啼哭等属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无关，因而不能用这些来臆测人事。
嵇康正面提出了他的音乐美学理论，他认为“声”（声音），其中包括自然界的音响、人的歌哭以及乐器的弹奏之声。他说：自然界“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即自然音就和颜色、臭味一样，是自然的物质属性，并不受人的情感所制约。他由此推论，人的歌哭也是一种自然音，就好象眼泪一样，“食辛”会流泪，“甚噱”（大笑）也会流泪；“薰目”会流泪，“哀泣”也会流泪，但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泪，泪本身总不会有甜或苦的区别。既然人的歌哭同自然界的音响其性质是一样的，“声俱一体之所出，何独当含哀乐之理也”。因此，他得出结论说：
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
这里，他肯定了自然界音响的客观性质，如风声、雨声、海啸、雷鸣，等等。这些声音是纯客观、纯自然的，确实不具有任何哀乐情感，用以批评利用音乐宣传“天人感应”的儒家迷信。但他混淆了自然界的音响同人的歌哭和乐器弹奏之声的本质界限。后二者的声音中，既有客观的音响的一面，却又包含着歌哭者和弹奏者的丰富的内心感情，这就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