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思想

刘禹锡（772—842年）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自称祖籍在中山（今河北定县）。贞元年间连中进士、宏辞二科，授监察御史。参加“永贞革新”，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失败后，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迁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后因裴度推荐，返京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世称刘宾客。和柳宗元志同道合，交谊很深，人称“刘柳”。后与白居易诗赋往还甚多，也并称“刘白”。著作编入《刘禹锡集》，以《天论》上、中、下三篇为著名。

《三论》三篇对柳宗元的无神论作了重要补充，其中心内容在于论证“天人之际”。历代思想家在论证天人关系的时候，往往局限于“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争论。刘禹锡冲破了传统的束缚，能够从天与人的互相区别和互相联系方面来说明天人关系。这种具有辩证思维的分析，要比柳宗元所谓“其事各行不相与”的思想更为深刻。

刘禹锡的论点是：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他认为，两者“交相胜”的关系，表现为“天”（即自然）与人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作用，不能混同。他指出，人“为智最大”，是“动物之尤”，又能在社会生活中创立一种多于自然界的东西，叫作“法制”。天人“还相用”的关系，表现为“天”和“人”不是平行的，而是人可以胜天，即人有“治万物”，对万物加以利用、改造的能力。人能够根据自然规律办事，利用自然规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斩木穿山，冶炼金属，“用天之利，立人之纪”，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加以利用和改造，以满足生活的需要。因此，天并不神秘。

《天论》从人类社会历史方面去寻求神学天命论的根源。刘禹锡指出“人能胜乎天者，法也”，并把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法制”区别为“法大行”“法小弛”和“法大弛”三类。关于“法大行”，他写道：“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善必罚。”赏罚做到了严明，人们就会说：“……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召，奚予乎天邪？”福禄是因为做好事得来的，灾祸是因为干坏事招致的，和天有什么关系呢？

“公是”“公非”的“法大行”的社会，是刘禹锡所描绘的封建社会中“圣君贤相”的一幅理想蓝图。他比前代无神论者前进了一步，明确地提出了有神论的社会根源问题。依据他的解释，在“法大行”的现实条件下，赏罚得宜，人们相信自己的力量，用不着神化“天”，也就不至于陷入有神论。如果“法小弛”，“法制”受到了部分的破坏，则是非混淆，受奖赏的不一定都是好人，受惩罚的却有一些无辜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自身力量发生了怀疑，也就容易走向天命论。如果“法大弛”，“法制”受到了完全的破坏，则是非颠倒，受奖赏的都是谄媚之徒，而受惩罚的都是刚直之士，奖赏和刑法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在这样的现实社会中，人们丧失了自信力，只得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所谓的“天”上，最终走向有神论。所以刘禹锡得出结论说：“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是人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时创造了“神”，并不是真有什么“神”能干预人事。

刘禹锡还从认识论上去探求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分野。他把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分为两种情况：“理明”，即人们认识和掌握了客观规律，就可以征服自然，不去神化“天”；相反，“理昧”，即人们还没有认识客观规律，就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而把一切归之于“天”意的支配，最终必然走向天命论。他以操舟为例去阐明“理明”和“理昧”的对立：船在潍、淄、伊、洛这些河中行驶，快慢由人操纵，开停由人决定。狂风怒号，不能掀起波涛；回流漩涡，不能形成浪峰。有时行驶迅速而安稳，这是人驾驶的缘故。有时搁浅或翻船，也是人驾驶的缘故。船上的人没有说这是天造成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们认识和掌握了客观事物的规律。那些在江、汉、淮、海中行驶的船，快慢不得而知，开停也不好掌握。吹动树枝的小风，可以掀起遮蔽日光的大浪；车篷一般大的云朵，也可引起莫测的变幻。安然渡过，在于天；不幸沉没，也在于天；临近危险而侥幸独存，还在于天。船上的人没有不说这是天造成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们还没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

总括起来说，刘禹锡在“天人之际”问题上所持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基本观点，补充了柳宗元《天说》《天对》等文的内容。柳宗元读了《天论》三篇后，作《答刘禹锡（天论）书》，其中说：“始得之，大喜，谓有以开吾志虑，及详读五六日，求其所以异吾说，卒不可得。其归要曰：非天预乎人也。凡子之论，乃吾《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这个评价是公允的。柳宗元还指出：“凡子之辞，枝叶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似指刘禹锡直接从自然观方面去论证无神论尚嫌不足，没有从自然的自身运动方面多加发挥，这也确实是《天论》的弱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