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禅 宗
“禅”，按照梵文的意思，就是安静地沉思。这本是印度佛教的一种宗教修养方法，中国习惯把“禅”与“定”合称为“禅定”，指的是静坐，调整呼吸，舌柱上腭，心境专一，使思想高度集中，以逢苦不忧，得乐不喜，无所追求来进行思想意识的锻炼。但在印度的佛教中没有叫作禅宗的教派，禅宗是纯粹中国佛教的产物。
禅宗是最重视佛教“祖统”的宗派，其始祖一般被追溯到南梁时来华的印度和尚菩提达摩，中间经过慧可、僧灿、道信到弘忍，这五代法裔相传的过程，可以看作禅宗的预备阶段。这时期禅宗还没有形成宗派，也没有以“禅宗”作为自己宗派的名称。
禅宗真正形成宗派，应从唐中叶（7世纪下半叶）算起，慧能（638—713年）被推尊为禅宗六祖，是该宗正式诞生的标志。
慧能，也称惠能。俗姓卢，原籍范阳（郡治在今北京城西南），生于南海新兴（今属广东）。三岁丧父，母寡居。稍长，靠卖柴养母。这种贫苦的生活，使他产生了厌弃世间另寻出路的愿望。他虽不识字，但很会思考。24岁时，听人诵《金刚般若经》有感，于是决心学佛，投在湖北黄梅东山寺弘忍门下为行者（在寺内服杂役而没有剃发出家）。据《坛经》记载，弘忍门下弟子数千，他在传授衣钵时让弟子们作偈，看看谁能得到真传。他的大弟子神秀（约606—706年）作了一偈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这是说，佛教徒要经常注意对身心的修养，要像菩提树、明镜台那样保持清洁明净，不要受外界尘埃，即世俗杂念的污染。慧能听人念了这首偈语以后认为“未见本性”，他另作一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从大乘空宗的观点看来，慧能的空无观比神秀更为彻底，因为慧能根本不承认有所谓外物的存在，当然人心也就不会受到外物的影响，成佛的关键在于向内用力，也就是说佛在心内，不在心外。慧能的这首偈得到了弘忍的赏识，认为慧能是“知悟本性”，便秘密传给衣钵。从此，慧能便成为禅宗的第六祖。这样，慧能和神秀便因为对空无观理解的深浅不同，而分南北两派。慧能的势力开始主要在岭南一带，北方则是神秀的地盘。两派之间的斗争十分剧烈。传说北宗的世俗信徒到岭南做官，有意磨去南宗传法碑文，企图湮没嫡庶关系。而慧能的嫡传弟子神会（689—760年）则冒着生命危险，到洛阳荷泽寺宣传南宗教义，遭北宗仇视，三次险被谋杀。安禄山陷两京，神会为朝廷设坛度僧，收香水钱资助军费，唐肃宗以为有功，召入宫中供养，又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神会得到朝廷的支持，南宗大盛，北宗从此衰落不振。唐德宗立神会为禅宗第七祖，一场正傍的争斗，至此方告结束。
8世纪时，新罗僧信行（704—779年）入唐从神秀学法，把北宗禅传入朝鲜；道义从马祖门下智藏受法，元和十五年（820年）回国，传入南宗禅，后来此派成为朝鲜禅宗主流，称“禅寂宗”，至高丽王朝智讷时，有很大发展，改称“曹溪宗”。
禅宗的代表著作，是慧能的传教记录《坛经》。《坛经》被中国和尚尊奉为“经”，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绝无仅有的重要事件。按照佛教的规矩，只有释迦牟尼本人传教的记录才能被称作“经”，有些佛经虽然不是释迦牟尼遗传下来的，但也不能用作者的真实姓名，只能假冒佛说。而《坛经》则公开以慧能署名，这表明慧能及其著作在中国佛教史上的特殊地位。
禅宗以心外无佛为宗旨，以自悟自修为教门，以直接简易为方法。
关于禅宗的心外无佛思想，慧能说：“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坛经》）并作一偈说：“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同上）这是说，身外无佛，我就是佛，把自己看作是与佛平等的人。慧能的这些话，印度大乘有宗的人不敢说，大乘空宗的人也不敢说。印度大乘谈空的各派，尽管可以空这空那，都只谈到适可而止，不敢公然说佛（指释迦牟尼，也泛指一切佛）无、法（指佛教教义）无。在他们看来，如果宣传佛法皆无，依赖于佛法而存在的僧也只好同归于无，这对佛教的发展极为不利。而慧能则以“佛向性中作”的命题，破坏了佛教三宝中的佛法二宝，又巧妙地保护了僧宝（自我）的存在。所以慧能同印度和尚相比，他突出了个体意识，强调个性的自由自在，反对偶像崇拜。把宗教信仰从外在的力量移植到人们的心性之中，借以说明人的本质就是自我的发现和个性的发展。
与上述观点相联系，禅宗主张以自悟自修作为入教之门。慧能认为，既然知道“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就应当“从余自身顿现真如本姓（性）”（《坛经》）。所以，他教育门徒要“自性自悟”（同上）。按慧能的解释，所谓“悟”，是指一种无念的精神状态。无念，就是没有妄想、妄念的意思。慧能认为，身外无物，身外也无佛，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承认客观事物的观点，以及求佛求法的念头，都是妄念。据传慧能在广州法性寺传法时，见到二僧争论风动幡动的问题：“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幡动，一僧曰风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同上）二僧关于风动幡动的争议，虽是形而上学的烦琐之争，但毕竟没有否认风、幡的存在，这在慧能看来当然是不合教门的，所以他用“心”吞没了客观事物。慧能认为，只有否定外物和外在的佛，才能使个性不受束缚，做一个“内无一物，外无所求”的无念之人，就算得了“大道”。
禅宗的这种无念的精神状态，据慧能说可以骤然得到，毋需通过渐修来积累，这就是所谓的“顿悟顿修”。慧能说：“自性常清净，日月常名（明），只为云覆盖，上名（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西（星）辰，忽遇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象参罗，一时皆现。”（《坛经》）这里虚构出人性中自有佛性，人们不能“识心见性”，只是因为认识“糊涂”，如果接受禅宗的基本思想，犹如风吹云散，立即“见性成佛”（同上）。所以他们提倡简易直接的修习方法，反对念经坐禅，认为“道由心悟，岂在坐也”，并作偈讽刺说：“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副臭骨头，何为立功课？”（同上），至于经书不过是“因人说有”，更何况“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同上），即佛教真理不是从经书文字中所能得到的。慧能的这种类似玄学的思维方式被他的弟子们发展为“机锋”，就是用隐语、谜语或者是拳打脚踢的办法来阐述顿悟的观点，如有人问云门宗人：“如何是佛法大意？”他们说：“面南看北斗。”北斗只能向北看，面南当然看不到。但是，一旦回过头来，北斗又恰在对面。意思是叫人不要向外用力，只要通过内心反省工夫，回头是岸。义存（822—908年）曾嘲笑那些死守经院教条的人，是所谓“饭箩旁坐饿死人，临河有渴死汉”。这是说，即使把一些佛经上的字句勉强塞进自己的肠胃，也不能解决对“真理”的饥渴。只靠外来的灌输，不通过每个人的自觉的理解，决不能达到“自悟”的目的。
后期禅宗大致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部分禅僧继承了慧能独立思考、大胆怀疑等具有理性主义的积极因素，提出了所谓“搬柴运水，无非佛事”，“在在处处，皆是道场”的泛神论思想。《五灯会元·智闲传》记载，智闲“偶抛瓦砾，击竹作声，忽然醒悟”。《云门语录》中，文偃有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说法。在他们看来，这些瓦砾花竹，以及一切事事物物中都体现了“真如”，都可以从中寻求“顿悟”的妙道。这种理论潜伏着破坏宗教的倾向，遇到一定的条件，它将会沿着佛教教义所反对的方向前进。另一部分禅僧，逐步恢复佛教的本来面目，失去了攻击佛教的勇气，又开始营造雕刻，供奉诸佛和菩萨。他们用世俗化、家族化、儒学化的禅宗使昔日的禅宗归于沉寂，这是禅宗发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