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社会思想和“效验”学说
在社会治乱问题上，王充重视物质生活的作用，却又把治乱的最终原因归结为“时数”“国命”。王充反对君主个人决定社会治乱的观点。他说：
夫世所谓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传曰：“仓禀实，民知礼节；衣食足，民知荣辱。”（《论衡·治期》）
用温饱与饥寒来说明社会的治乱，比起单纯用道德观念来说明治乱显然要深刻些。那么，温饱与饥寒的原因是什么？王充认为完全在于“时数”。他重视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他忽略了人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能动作用。当他完全用自然界条件说明社会治乱时，就不能说明：为什么尧遇洪水、汤遇大旱而天下治？为什么桀纣之时“无饥耗之灾”而天下乱？《论衡》中有两个回答。《治期》篇说：社会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天”“时”。所谓“天”“时”是指自然界的规律性。他认为自然规律都与日食、月食的规律一样，非人力所能改变。这个回答用机械的必然性排除人事的作用，已经把社会治乱的原因神秘化。《命义》篇的回答则说社会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命”，而“国命”就是“天命”。虽然王充所说的“天命”可以做出不同于神学的解释，但它已经不像“天”“时”那样表现为可见的自然现象了，实际上已经很难与神学的天命论加以区别。
在古今异同问题上，王充承认“汉在百代之上”，汉代远远胜过三代。王充对汉代的评说有两段话特别值得注意，他说：
方今哀牢、鄯善、诺降附归德……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罽衣关头，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嶲、郁林、日南、辽东、乐浪，周时被发椎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论衡·恢国》）
周时仅治五千里内，汉氏廓土收荒服之外。……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高舄。以盘石为沃田，以桀暴为良民，夷坎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非太平而何！（《论衡·宣汉》）
这两段话指出，汉代的国土远大于三代，汉代的文化远高于三代，汉代的农业生产远比三代发达，这些看法是有事实根据的，并非虚美媚时之论，但是，另一方面，王充认为古今没有什么区别。他说：“夫上世治者，圣人也；下世治者，亦圣人也。圣人之德，前后不殊，则其治世，古今不异”；“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变易，气不更改。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禀元气，元气纯和，古今不异……一天一地，并生万物。万物之生，俱得一气。气之薄渥，万世若一”（《论衡·齐世》）。无论古今，天地人物都禀元气而成，元气本身又无古今之别，所以天地人物也就没有古今的区别，很自然得出“百代同道”的结论。这再一次证明，不懂得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差别，企图直接用元气自然的观点说明社会历史，就得不出正确的答案。
在反对神学迷信和解释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过程中，王充所运用的认识方法，其主要内容有：①“任耳目以定情实”（《论衡·实知》），运用耳目感官去了解事情的原委真相。②“引物事以验其行”（《论衡·自然》），用实际事物检验言论的是非，用办事的效果检验行为的得失。③“揆端推类，原始见终，从闾巷论庙堂，由昭昭察冥冥”（《论衡·实知》），主要是运用类比推论的逻辑方法，要求遵守矛盾规律，不能上下相违，前后相伐。④“贵其知识”（《论衡·别通》），立论要以确切的科学知识为依据。⑤“不学不成，不问不知”（《论衡·实知》），通过学习、问疑获得新认识。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知也”（同上），当实据不足，不能作出判断时，不要强不知以为知。⑦注意分析“虚妄”现象产生的根源。
这些认识方法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那就是实事求是，用他自己的术语说就是注重“效验”。他把感觉经验置于首要地位，从事实出发，运用逻辑思维，通过类比推理从已知到未知，从事物的产生预计发展结果，由此及彼，由现象进入本质。王充所依据的基本是经验知识，其逻辑思维也陷于形式逻辑，表现为用“效验”的方法对具体观点一一验证，用事实作为标准判别是非。
王充运用“效验”的方法分析神学迷信，揭露其虚妄不实，在《论衡》中有许多成功的范例。例如，《自然》篇成功地反驳了谴告说。王充分析说：
天能谴告人君，则亦能故命圣君。择才若尧、舜，授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复与知。今则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之谴告，何天不惮劳也？
有神论讲天立人君，又讲人君的行为不合天的意志而必须由天来谴告，不能自圆其说。王充抓住了谴告说的前提与内容之间的矛盾，要么否定人君为天所命，要么否定谴告的必要性。这里已涉及神学的一个内在矛盾：天的全能性与局限性的矛盾。神学总是想把天说成全能，但又不能把天说成全能。如果天是全能的，就不会生出平庸之君，谴告就没有必要。如果天不是全能的，既出了平庸之君，天未必能谴告他。谴告说实际上把天与人君的关系看成君臣关系，人君为天之臣，人君亦能谏天。然而人君谏天的事不存在，由此可见天谴告人君的说法也是虚妄不实的。
王充把重“效验”的认识方法也用于探求事物的真相。例如，王充否定了“雷为天怒”的说法，认为雷是火，并提出五个证据：人中雷而死，须发、皮肤有烧灼之状可见，尸体有烧灼之味可闻；雷烧石投入井水激声大鸣；寒气入腹与温气相遇腹鸣如雷；雷鸣时电光耀目；雷可烧毁房屋草木。于是他作结论说：“夫论雷之为火有五验，言雷为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论衡·雷虚》）对许多被神化了的传说，王充都力图给以合乎实际的解释。传说：“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田。”（《论衡·书虚》）神学解释为天佑圣德。王充说实际情况可能是苍梧象多，会稽鸟多，人们看到象践泥土、鸟食杂草，形容为象耕鸟田，实际并没有象和鸟耕田的事，并不是天佑圣人。人们生病时举行祭祀，后有的得到康复，被看作神秘的事，实际是病人得到精神安慰，促进了康复，并没有鬼神在起作用。他还对人的预见能力作了合理的解释。如秦庄襄王的母亲夏太后把墓地选在杜陵时预言，百年之后她的墓旁当有万家邑，其后果如其言。樗里子造墓地于章台时预言，百年之后当有天子宫室出现于他的墓地周围，其后亦果如其言。这类预言被谶书神秘化，作为迷信的证据。王充指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有迹兆的，“案光察迹，推事原类”（《论衡·实知》），可以预见某些事物的未来。不仅圣人、贤人能够预见某些事情未来的发展，就是一般人也可以做到，没有必要用神怪去解释。
王充的认识方法的薄弱方面是理论概括不足，例如，他反复用比喻的方法反驳“天闻人言，随善恶为吉凶”（《论衡·变虚》）的迷信，却未能从理论上说明为什么神性不可能存在，所以不能驳倒神学迷信。因为在有神论者看来，神之所以为神，就在于具有超人性，可以不以目视不以耳听。这是经验论的认识方法不能克服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