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李学派的教育思想
颜李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其教育思想。
颜元和李塨，都强调“学术”的重要，认为它是“世道”的基础。颜元在给李塨《未坠集》所作的“序”中说：
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其如儒统何！其如世道何！（《习斋记余》卷一《未坠集序》）
这里所说的“世道”，包括国家和百姓。世道的基础是教育，它由学术和人才两部分组成。学术是教育的内容，人才是教育的产品。没有正确的教育内容，就不会有合格的教育产品，也就不会有官吏施行的治理方针，国家百姓就会深受其害。颜元提出“以九字安天下”，头三字即“举人才”。李塨也说：“言经济首在复学校选举，以有人才乃有政事。”（《恕谷年谱》卷三）可见颜李学派对教育重视的程度。
颜李学派的教育思想，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对宋明以来教育人才体制的抨击及对理学的教育方法的否定，二是具有经验论色彩的认识论。
宋明以来的教育人才体制，沿袭前代，实行的是科举考试制度。朝廷通过层层的考试关卡选拔人才，不仅空耗了青年学子的精力，而且考场上的繁文缛节也消耗磨损了人的锐气，即使通过了层层考试，也很少有人有独立的见解。
科举的最大害处，是以浮文虚辞取士，使人们远离社会生活的实际，把思想局限于狭小的八股文字天地。这种从文字到文字的学风，压抑了人们独立思考的精神，使学术呈现出死气沉沉的局面。
除了对八股科举制度进行抨击以外，颜李还批评了理学家所提倡的教育方法。颜元说：“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朱子语类评》）南宋时如此，明末也是如此。颜元写道：“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凄然泣下也。”（《存学编》卷二《性理评》）这些痛切的批评表明了颜元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心。
对于读书静坐的教育方法，颜元试图从历史上进行分析。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历史变迁特别是经过焚书坑儒以及五代的兵燹，使儒家的“经世之法”“大学之制”逐渐沦亡，宋代周敦颐利用社会对学术的需要，把佛道思想糅合进儒家学说之中，经过程朱与陆王的进一步发展，“孔颜之学”遂亡（见《大学辨业序》《存学编》等）。这样的观点，形式上是从历史上给予分析，实际上并未找到读书静坐的教育方法产生的真正历史原因。
颜李对理学教育思想的批评，仍带着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其理论依据，是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认识论。
在颜元的教育思想中，特别重视“习”“行”的范畴。他35岁时改所居“思古斋”而名为“习斋”，并以此为字号，“习”字在颜元的著作中屡见不鲜，它包含有习行的含义。这个范畴在颜元的思想体系中，有两层重要的意义：①习行是知识的正确来源。②习行又可以验证知识。为强调习行的重要，颜元还对《四书》中凡是含有习行意义的用语，都给予解释，阐明它们的习行含义。
颜元把注重习行的思想运用于教育实践，他认为习行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和道德修养。他说：“孔门习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性情，长人信义。”（《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值得指出的是，颜元虽然一再强调习行“孔门六艺”，但他论学并不局限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他说：“博学之，则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无不学也。”（《四书正误》卷二）这就超出了“六艺”范围。
颜元曾把自己的教育思想付诸教育实践之中。他在应聘主持漳南书院时，曾制定了一套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在课程内容设置上，颇能体现他注重习行的教育思想。他将课程分为四个科，即武备科、文事科、艺能科（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学等课目）、经史科。
颜元的教育思想，不仅表现了颜李学派经世致用的特色，而且还表现出启蒙思想的闪光。他声称：“昔人言本原之地在朝廷，吾则以为，本原之地在学校。”（《习斋记余》卷一《送王允德教谕清苑序》）这种把学校（教育）摆在第一位的思想是非常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