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认识论与逻辑思想
荀子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认为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客观事物有可被认识的性质。他从分析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的功能来说明认识过程。他把人的感官（耳、目、鼻、口、形）称为“天官”，把人的思维器官（“心”）称作“天君”。认为感官与思维器官都是人体的自然器官，而在认识过程中有不同的作用。对事物的形体、颜色、纹理等要用目来辨别，对声音清浊、高低等要用耳来辨别，对味道的甘苦、咸淡、酸辣等要用口来辨别，对气味的香臭、臊腥等要用鼻来辨别，对冷热、轻重要用形体来辨别。认识客观事物必须通过感官，这叫“缘天官”，“天官之意物”“天官之当簿其类”（《荀子·正名》）。但是，仅凭感官也不能获得认识，尤其不能完成认识。为了获得正确认识，还需要对感性认识加以辨别、证明。而辨别、证明感官认识的能力属于思维感官。思维感官辨别证明的能力叫作“征知”。荀子说：“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荀子·正名》）
强调“解蔽”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是荀子在认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他认为欲恶、始终、远近、博浅、古今诸多方面都会蒙蔽人的认识，认识过程中如果看到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看到这一部分而忽视另一部分，就会“蔽于一曲而暗大理”（《荀子·解蔽》）。荀子提出的解除蒙蔽的办法叫作“虚壹而静”（同上），就是要人在认识过程中排除干扰，精神专一，充分发挥思维能动性。荀子的“虚壹而静”对道家主张“虚”“静”的思想有所吸收，有的道家著作如《管子·心术》把“虚”解释为“无臧（藏）”，这是把客观事物和感觉完全排除出去的绝对空虚状态。荀子则说：“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荀子·解蔽》）这个“虚”不是绝对的虚无，而是不因为已有某些知识而拒绝接受新的知识，也就是虚心的态度。荀子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劝学》）这些话里反复强调“积”的作用，“积”也就是“臧”。在荀子看来，“虚”并不排斥“积”“臧”。相反，不断扩大充实“积”“臧”是获得深刻全面知识的必经途径。《管子·心术》说：“静则不变，不变则无过。”是绝对排斥“动”的。荀子则说：“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荀子·解蔽》）他所说的“静”也排斥“动”。他认为“静”与“不静”的区别，只在于是否让梦幻干扰了正常的思维活动。
荀子围绕着“正名”的问题，提出“制名以指实”的命题，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名实关系，发展了我国古代的逻辑思想。他认为“正名”关乎治乱，若有“王者”兴起，必然要重视“正名”。要“正名”必须考察三个问题：
（1）“所为有名”，即为什么要有名？荀子认为，不同事物具有不同的形状和实体，如果没有名称概念作为工具，人们在区别事物、表达思想时就会出现混乱和隔阂，思想不能互相了解，办事窒碍难成。“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荀子·正名》）
（2）“所缘以异同”，即根据什么来确定名的异同？荀子的回答是“缘天官”（同上），根据感官来确定名的异同。在荀子看来，名的作用是“指实”，而对“实”的认识必须通过感官。人类有相同的感官，对相同事物的感觉相通，对相同事物的比喻描述相似，所以人们可以根据感官所感知的客观事物的性质，相约给其一定的名，用于交往中表达对事物的认识。由此可见，名不是人们主观随意而定的，而是受着事物的性质和社会习俗（“约定俗成”）的制约。
（3）“制名之枢要”，即规定名的时候应当掌握的基本原则。荀子提出了规定名时应遵守的一系列原则：①“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同上）。这是说，相同的实就给其规定相同的名，不同的实就给其规定不同的名。②区分名称的“共”“别”关系。反映一般的名称是共名，反映个别的名称是别名。反映范围最广的一般的名称叫大共名，“物”这个名称就是大共名。“鸟禽”这个名称反映的只是“物”的一部分，对“物”来说是别名，但它没有把“物”区分尽，只是作了初步区分，还可以继续区分下去，所以“鸟禽”是大别名。③“名无固宜”和“名有固善”（同上）。用什么样的名来代表什么样的实，并不是一开始就固有的，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这叫“名无固宜”。但是“名有固善”，简单明了而又不悖理的名称就是善名。④“稽实定数”（同上）。就是考察实际情况，据以确定事物数量的多寡。
荀子指出当时的逻辑思想中存在着三种谬误，他称之为“三惑”。其一是“惑于用名以乱名”（同上）。例如，宋钘所谓“见侮不辱”，墨家所谓“杀盗非杀人”以及“圣人不爱己”属于这类错误命题。其二是“惑于用实以乱名”。例如，惠施所谓“山渊平”，宋钘所谓“情欲寡”，以及墨子所谓“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属于这类错误命题。其三是“惑于用名以乱实”。例如，《墨经》中有“有牛马非马也”这样的错误命题。
荀子认为，凡“邪说辟言”都不超出这三类。而“大奸”之人用这样的手法制造混乱，“使民疑惑，人多辩讼”（同上）。君主对这样的言论本应“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同上），而不与其辩论。当今之时，“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辩说也”（同上）。无势不得不辩说，一旦取得权势就不再辩说而用暴力统一思想的主张，本是儒家思想里所拥有的东西，也是法家文化专制主义的一个思想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