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主义思潮的兴起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勃兴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并不是偶然的。首先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近代社会的两个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空前激化的结果。
1900年爆发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到处霸占中国领土、攫取权益并企图瓜分中国的嚣张气焰。在八国联军暴力洗劫和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辛丑和约》之后，它们转而采取一种比较隐蔽的侵略手法，这就是所谓“保全”中国，即在形式上保持中国政权和领土的“完整”，实际上是扶植腐朽的清朝封建政权充当傀儡，借以实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全面控制，扩大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加深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从而进一步激化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促进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帝国主义侵略活动所引起的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发生、发展的主要催化剂。要求摆脱外国的侵略，争取整个民族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领土的完整，也就成为当时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任务之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新的历史特点，是它和欧洲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显著区别之一。
在革命民主派中，知识分子是革命力量的先锋和骨干。当时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趁清政府开放学堂和鼓励留学的机会，纷纷跑到大城市或国外寻求新知识。在时局危殆的刺激下，他们之中不少人满怀爱国热忱，很快选择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当时的上海和留学生最集中的东京，成了革命派在国内外活动的中心。
这时，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也以东京为中心，在华侨和留日学生中间进行多方面的活动。国内外的有志爱国之士组织了各种形式的革命团体，除早已成立的“兴中会”外，还有上海的“爱国学社”，东京留日学生为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而成立的“拒俄义勇队”。此后，又相继成立“光复会”（浙江）、“华兴会”（湖南）、“日知会”（湖北）等地方性革命团体。1905年，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为主体，联合各个地方性的团体，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具有资产阶级政党规模的“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同盟会领导下，开展了革命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并多次发动反清武装起义。经过革命党人的浴血奋斗，终于在辛亥革命中取得了推翻清朝、结束帝制的胜利。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民主主义思想得到了迅速的传播。革命派通过创办报刊，编译书籍，建立宣传革命的思想阵地，出现了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等著名的革命宣传家。1901年，宣传革命的《国民报》在东京创刊。随后，《游学译编》《大陆》《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新湖南》《孙逸仙》《黄帝魂》《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等革命书刊相继出版。这些书刊，尤其是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激动人心的著作，对传播民主革命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即在日本的东京出版了它的机关刊物《民报》。这个刊物较为广泛地宣传了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并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所宣传的改良主义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战，对于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思想动员作用。
总的说来，这个时候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是与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相对立的。和19世纪90年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相比，20世纪初的革命民主派表现出更加努力学习西方、寻求真理的精神。他们抛开了维新派“托古改制”的传统形式，不要孔子，不靠经书，而是公开用一种“欧洲思潮”来武装自己，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武器库里搬来了更多的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他们不但进一步宣传维新派宣传过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而且搬来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方案。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满怀激情地写道：“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他们广泛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理论、历史（特别是法国革命史）、哲学、文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并且运用这些武器对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展开了批评。
提倡民权，批评君权，是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的中心内容。在这一时期，革命派无论是对于封建伦理道德的批评，对于孔子和封建儒学的批评，还是对于有神论的批评，几乎都是围绕着批评封建君权而展开的。这种批评，是为他们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民主革命斗争做舆论准备的。
民主主义思想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邹容在其所著《革命军》一书中，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清朝反动统治的黑暗和君主专制制度的腐败。他依据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区分所谓“国民”与“奴隶”，论证民主共和制和君主专制的对立。他说，由于封建君主“私其国、奴其民”，“秦、汉以后无国民”，“宴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者，无往而非奴隶”，“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他大声疾呼，为了摆脱“数重奴隶”的命运，“而人人皆得有天赋权利之可享”，就“不得不革命”，“不得不变昔日之政体”。他要求将君主专制变为“中华共和国”。
当时的民主主义思想还以卢梭社会契约论来解释国家起源，否定封建社会所谓“王者受命于天”的君权神授说。柳亚子在《民权主义！民族主义！》一文中说：“上古时候，一个部落里面，没有什么皇帝，没有什么官长，人人都是百姓。后来因为事体很多，或者内部的争执，或者外部的劫掠，没有一个总机关，一定和乱丝一般，无从下手，所以从百姓中间，公举了几个有德行有才干的人出来，教他代全体办事。一面又由百姓公意，立了几条法律，凡是照法律做事的人，大家保护他；不照法律做事的人，大家惩罚他。有了办事人，有了法律，就渐渐儿成功一个国家了。国家既经如此成功，所以叫做‘民约’，就是大家立了契约、互相遵守的意思。谁知到了后来，那个办事人弄起权来，百姓却又糊涂，大家不管，尽他故做。一边只顾让后，一边只顾抢前，让到无可让的地步，办事人也不要你们公举了，靠着拳头大，臂膊粗，强占了第一把交椅，就世世代代传下去。”（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尽管他们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局限，还不可能理解国家是社会经济在一定发展阶段，即在社会开始分裂为彼此对抗的阶级的时候，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关，但是他们依据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法权学说，阐述“主权在民”的思想，批判至高无上的封建君权，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民主主义思想还从进化论的观点否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进而论证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必然性。革命的人们主张以“物竞天择，最宜者存，万物莫不然”的天演公理，说明“政体进化”，民权必然战胜君权。他们引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证明全世界已经进入“全我天赋平等自由”的文明时代，同时也是“独夫民贼尽运之时期”，他们说：“二十世纪之天地，盖断不容专制余威稍留其迹”，“君主专制，政敝而不能久存”，“而欲以一人擅神圣不犯之号，以一姓专国家统治之权，以情以势，殆皆不顺”（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他们满怀信心地断言：“吾国实由专制而变为民主之大希望者也”，“二十世纪中，必出现一完全无缺之民族的共和国耳”。他们号召人们“要以专制虐政府之血，灌溉自由之树”，要求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争取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当时的民主主义思想还批判了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封建礼教，痛斥其虚伪和腐朽。例如，对于“夫为妻纲”的封建夫权思想，民主主义思想家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评。他们把民主主义思想和争取妇女解放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民主革命杰出的女战士、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秋瑾烈士愤怒控诉了封建礼教对于妇女的沉重压迫，指出：“数千（年）传下来一最不平等、最不自由的重男轻女之恶俗，这些男人专会想些野蛮书籍、礼法，行些野蛮压制手段来束缚女子，愚弄女子，设（说）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话来……竟把女子看得如男子的牛马奴隶一样。”她为妇女们大声疾呼：“苦海沉沦何日出，这般压制太难堪，不能自由真可恨，愿只愿时时努力跳奴圈！”（《秋瑾史迹·精卫石》）革命派对于封建礼教的批判，对于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思想动员作用。那时，他们提倡个性解放，提倡“家庭革命”“妇女革命”，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剪发放足，这就促使在封建礼教压迫下的人们敢于摆脱社会的旧礼俗和封建家庭的束缚，投身于民主革命斗争中。但是，他们对于封建伦理纲常还缺乏系统的、深入的清算，甚至有人从大汉族主义立场出发，错认为“纲常名教”“仁义礼智”亦是“吾族之灵魂”。这种不彻底性，影响了民主革命的深入。
当时民主主义批判的锋芒，主要指向作为封建正宗思想的理学及其道统论。他们指出，宋代程颢、程颐和朱熹的思想“钳锢天下之人心，束缚天下之才智”，加上封建统治者的倡导，“‘名分’二字遂深中于人心，而不可挽矣”；更指出理学家的“道统论”实质上是为了确立“宋学之专制”，“至宋学之专制成，而凡立说之稍异宋学者，悉斥为事杂言庞，于是更缘饰经传一二语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曰‘道不同不相为谋’”。这种封建正宗思想是“君主愚民”的工具。他们说：“大专制君主之御民也，必托黜邪崇正之名，以束缚臣民之思想，使臣民柔顺以从，而消磨其聪明才力”，“见夫宋儒尊三纲、定名分之说，可以有利于专制也，遂从而表章之，名为尊圣者，实则塞人民之心思耳目，使不敢研究公理而已”。这就进一步指出了正宗儒学的统治阻碍了学术进步和思想自由，助长了君主专制的威焰。
吴虞更进一步把“君主之专制”和“教主之专制”联系起来，说：“天下有二大患焉：曰君主之专制，曰教主之专制。君主之专制，钤束人之言论；教主之专制，禁锢人之思想。君主之专制，极于秦始皇之焚书坑儒，汉武帝之罢黜百家；教主之专制，极于孔子之诛少正卯，孟子之距杨墨。”（《辨孟子辟杨墨之非》，《蜀报》第四期）也有人开始从“宋学之专制”上溯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圣贤孔子和孟子，大胆地否定“至圣”的偶像，指出孔子是“忠君”“法古”的老祖宗，并不是什么“至圣”。
民主主义思想从打破“道统”的观点出发，要求对中国文化遗产“重新估价”。在这项工作中，最值得重视的是章太炎对中国思想史的评价（见本章第二节）。从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散见于革命派各个刊物的有关文化遗产的单篇文章中可以看出，革命派的宣传家们一般是借用中国历史上一些进步思想家，如墨子、荀子、王充、刘禹锡、柳宗元、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某些论点，加以自己的解释，或者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某些思想观点糅合起来，以作为传播革命思想的理论武器。例如，有人认为墨子的“兼爱”论是封建等级制的对立命题，甚至还主观地把墨子的学说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宣称要高举墨子的旗帜，振奋人民反抗专制政体的斗志。又例如，有人在解释王夫之“史论”的形式下，阐述推翻清朝统治的必要，还有人把王夫之的经济观点说成和亚当·斯密的《原富》有许多相似之处。从理论上看，这一类的比拟和解释，是和批判继承的科学精神不符的，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借用古代进步思想家的某些语言加以渲染，使之和民主革命的任务联系起来，本身却含有否定正宗思想而企求重新估价文化遗产的历史觉醒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在革命派所宣扬的旧民主主义文化中，也还夹杂着许多封建思想。例如，有人极力宣扬一种“国粹”精神，认为“糟粕六经，刍狗群籍，放弃道德，掊击仁义，其始不过见快一时……而其极遂终为天下而不可救”；也有人强调“用老庄之说以冲决支那压制虚伪之网罗”；又有人企图用经过他们改装了的佛学或者陆王心学，作为批评程朱理学，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武器。这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上比它在政治上更加软弱和具有更大的妥协性。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主张革命的人们力图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论证和宣传无神论的思想。这是当时民主主义思潮的历史特色之一。
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和神权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的无神论者虽然同有神论思想展开过各种形式的斗争，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把对有神论的批判当作反对封建主义的一种政治批判。只有20世纪初期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才如此鲜明地把反对神鬼迷信的宣传，同推翻君权、伸张民权的政治斗争口号结合起来，同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思想联系起来，因而具有新的时代特色。
神权观念是封建特权的灵光圈，它和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念不相容。章太炎就曾敏锐地指出：“惟神之说，崇奉一尊，则与平等绝远也。欲使众生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无神论》，《民报》第8号）革命派宣传家们大声疾呼鬼神迷信是拘糜人类心灵的桎梏，它窒息自由思想，妨碍个性解放，不利于伸张“国民之权”。当时有一篇反对信鬼的文章这样写道：“吾不责其信鬼也，责其信鬼而其智昏；不忧其信鬼也，忧其信鬼而气馁。气馁矣，智昏矣，欲其发自由思想，振独立精神，断无望矣。……充中国而人人信鬼，则四百万方里之地，四百兆黄种之民，说鬼话，拜鬼像，祭鬼食，施鬼钱，畏鬼祸，求鬼福，无时无鬼，无地无鬼，无人心目中无鬼，欲其与世界竞争，为黄种吐气，以免分割之祸，以伸国民之权，更无望矣。”（《江苏人之信鬼》，《江苏》第9、10期）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把破除鬼神迷信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联系起来，从而使他们的无神论思想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战斗性格。
19世纪70年代以来，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们已经朦胧地意识到自然科学与宗教神学的矛盾。20世纪初的革命民主派不仅接触到这个命题，而且力图通过对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史的理解，来阐明科学和宗教不能并立。他们还从实验科学的迅速发展中自发地得出唯物主义必将昌明、唯心主义必将衰微的论断：“西人之学，由虚而渐趋于实。欧洲中世以前，宗教家以其凭空构造之谬论，风靡一时，其腐败宁有愈于吾之今日。乃哥白尼之天文学出，而学界一变；培根倡格物之说，而学界一变；笛卡儿倡穷理之说，而学界又一变。迨至今日，科学大盛，而宗教几乎息矣。且其实学之阶级，犹有可征者，唯物主义昌则唯心主义微，天然之哲学进而为轨范的科学，人道学派进而为实科学派。”他们还通过对生物学发展史的简要介绍，指出达尔文等人“倡变迁遗传之说，而宗教抟土之迷信乃不衰而自衰矣”，说明自然科学的发展打击了神学。他们由自然科学和宗教迷信的对立，进一步认识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自然科学的发展导致唯物主义的昌盛，而神学的动摇意味着唯心主义的衰微。
基于这样的认识，民主主义者介绍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某些无神论观点。例如，一篇题名为《唯物论二巨子（底得娄、拉梅特里）之学说》的文章，紧紧抓住唯物主义无神论直接有功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一主题，赞美了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历史功绩，文中说道：“唯物论何以有功于法国之革命也？曰：人莫患于有所蔽。信教最笃之人民，必不能冲决网罗而为所欲为，其智识常昏而不明，社会腐败而不知改，同胞困苦而不知救，贸贸然苟活于世界，而不能为一豪举，不能尽一义务，西班牙之加特力教徒，土耳其之回教徒，既莫不然矣。必破宗教之迂说，除愚朦之习见，而后见理既真，卓然独行，流万人之血而不顾，犯一世之怒而不恤，惟知有真理、真福而不知其他。伟矣哉，唯物论之功乎！董通（即丹东）之徒之共和事业，无一不自唯物论来也！”由此出发，该文简要地介绍了底得娄（即狄德罗）和拉梅特里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观点，认为前者是唯物论的前驱，而后者的学说使唯物论放一异彩。该文根据机械唯物主义观点，强调人生的幸福不在遥远的“天国”或灵魂世界，而在现实世界之中。为了获得“幸福”，就不能不“冲一切之网罗，扫一切之蔽障，除一切之罪恶”。
民主主义者运用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思想，集中地批判封建统治权威的投影——神学的“天”，提出了一个富有战斗性的口号：“革天！”他们把“革天”看作一切改革的前提，认为“天革而他革乃可言矣”。这正是把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作为民主革命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