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及其哲学观点
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号中山，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人。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和思想家。他的革命活动跨越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个不同阶段。在旧民主主义阶段，他努力从欧美吸取先进思想，熔铸他的三民主义学说，倡导民主革命。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他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场，同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领导人民多次举行武装起义，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但是，在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辛亥革命以后，“武人”（封建军阀）专制代替了君主专制，所谓“民国”不过是徒有虚名，中国人民依然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孙中山为求实现“真共和”，又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军阀势力进行了反复的斗争，也都失败了。1918年，孙中山在“护法”失败后来到上海，撰写了《孙文学说》，企图从思想理论上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实践证明，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必须寻求新的革命出路。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震撼了世界。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觉悟了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正处在绝望中的孙中山，把目光从西方开始转向东方。他欢迎俄国的十月革命，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发展了自己的革命思想，对他的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使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并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正当孙中山把革命推向前进的时候，他已身患重病，1925年春逝世于北京。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孙中山耗费了自己的毕生精力。中国人民对于他的丰功伟绩以及他的崇高革命精神是永远纪念的。
孙中山是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整个革命民主派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有孙中山这样的比较完整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而且他的另一显著特点是，他能“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为了革命的成功，不断追求进步。在他致力于“国民革命”的毕生活动中，表现出百折不挠地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伟大精神。
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渐次形成。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它是孙中山针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矛盾而提出的革命纲领和理论。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反映了孙中山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
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在外遭帝国主义侵略，内受满洲封建贵族统治压迫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它的最初的纲领性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把“颠覆满洲政府”“还我主权”规定为民族革命的基本任务。这些纲领口号是中国近代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它反映了半殖民地的中国国内外民族矛盾交错的复杂情况。孙中山和革命派中的大多数一样，提出“反满”的实质，是为了解决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归根到底，“反满”是为了反帝。孙中山曾明确地说：“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总理全集》第一集）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以打倒清朝卖国政府、摆脱帝国主义的瓜分宰割为其根本出发点的，这就超越了传统“反满”口号的狭隘种族主义倾向，而赋予它以挽救危亡的新内容和新意义。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明确指出了“国民革命”不同于前代革命，他说：“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这里，所谓“英雄革命”即指农民革命，“国民革命”即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他看来，“前代革命”如朱元璋虽然能够推翻元朝的统治，但在政治上依然是汉唐那样的封建王朝，因此，他把“民权主义”看作“政治革命的根本”，指出“今日国民革命”的任务，不但要“推倒满洲政府”，实行“民族革命”，而且要“颠覆君主政体”，实行“政治革命”，“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又说，中国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同上）。他还依据西方资产阶级国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体制，结合中国的历史情况，提出在三权之外再加上考选、纠察二权，创立“五权分立”学说（同上），从而丰富了他的“民权主义”内容。
孙中山在倡导民权学说时，特别强调革命党人不可有帝王思想，指出帝王思想与民权思想是不相容的，“凡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同上）。辛亥革命后，他坚决反对帝制复辟，直到他晚年所作的《民权主义》讲演中，仍一再批判帝王思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而缺少民主的国家，孙中山始终坚持民权思想，反对帝王思想。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它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其具体措施是：“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同上）这种措施，实际上是不经过农民革命来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是采取由国家核定地价征收土地税的办法来限制地主对于土地的垄断，同时通过国家收购政策来实现“土地国有”。孙中山认为，在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后，实行民生主义，就可以“思患预防”资本主义的弊病。他说：“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民报〉发刊词》）在中国封建生产关系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条件下，孙中山的土地纲领反映了广大劳动群众要求根本消灭封建剥削的愿望，并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因而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的内核。
孙中山企图“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目标很难实现，不过，它在客观上已经接触到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即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结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所能解决的，但是，它为后人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历史借鉴。
旧民主革命时期的三民主义，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政治理论纲领，基本上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要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在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他把民族主义的首要目标规定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等，并主张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这表明孙中山已经打破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在反帝问题上最终同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批评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因此，他主张建立一种“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制度（《孙中山选集》下卷）。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发展了“平均地权”的思想，明确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和“节制资本”的主张。
孙中山早年学习西方医学，具有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尤其对19世纪生物学和生理学领域的重大发现，有着深刻的印象。他最推崇进化论，认为达尔文《物种起源》问世后，“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矣”（《孙中山选集》上卷）。他正是依据进化论和自然科学发展史，得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论断，例如，他肯定科学是关于自然界规律性的系统知识，认为世界是发展的，科学也是发展的，人类的知识是由不知到知的过程，而正确的知识“必从科学而来”，它是经过反复观察、实验和仔细研究的结果。他又认为科学是征服自然的武器，而宗教则产生于无知和盲从。孙中山虽然没有正面批判宗教，但他却推崇科学，注重实践，排斥盲从和迷信。他对物质世界进化过程和自然科学发展史的描述，贯穿着自发的唯物主义观点。
孙中山认为世界的进化可分三个时期：“其一是物质进化之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之时期，其三是人类进化之时期。”他接着具体描述说：“元始之时，太极（此用以译西名“以太”也）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此世界进化之第一时期也。……由生元之始生而至于成人，则为第二时期之进化。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同上）在这一段论述中，孙中山力图应用自然科学知识说明世界和生命现象的起源，并把地球和人类的产生看作是一个长期发展进化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一方面，孙中山坚持了进化论观点，否定了“上帝创世”的神学观念。
孙中山还提出了“行先知后”的命题，认为“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是“事实在先，言论在后”，肯定了先有客观事实的存在，然后才有关于这些事实的知识和理论。他又提出“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的命题，承认获取知识的途径是通过“行”，即肯定知识来源于实践。他对知和行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概括：“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又说：“且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他列举建筑学、造船学、电学、化学等科学技术发展史为例证，说明这些科学知识是在人类长期的、大量的活动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是先有“行”，然后才有“知”，由不知到知的。这符合人的认识进程和规律。
强调事实和经验，是孙中山认识论中的积极因素。不论是批评他人或表述自己的观点，孙中山总是列举“事实”来作证据。这种尊重事实和勇于承认事实的态度，使他能够根据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新事实来提高认识和改正错误。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中，孙中山是持有较少保守思想而不断追求进步的。“五四”运动以后，他能够观察到中国革命的新“事实”而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且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和中国共产党人达成了基本一致的结论。由此可见，他所注重的“事实”和“经验”是倾向于发展的、进步的方面，他的目光是向前看的。这种倾向是同他毕生坚持革命要求和致力于革命实践的积极态度相一致的。从认识论根源上说，这也是同他所强调的“行之而后知之”“已知而更进于行”的观点相联系的。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1918年写的《孙文学说》一书中，提出“知难行易”说作为激发革命精神的武器。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指出，革命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党人对革命宗旨“信仰不笃，奉行不力”，究其原因，“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也”。他认为，这个儒家的传统观念，使人们“把极难知的事，看得太容易，不去深求”，“把极容易做的事，视为畏途，不去实行”。因此，他提出“知难行易”这个反命题。他还证以人们的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进化等十事“以为‘行易知难’之铁案”，并“从根本上推翻”“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古说与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格言。在当时的革命民主派中不少人信奉王阳明的哲学，唯独孙中山不然。他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与真理背驰”，“不合于实践之科学”，“究无补于世道人心也”。孙中山的知行观是和近代民主与科学思想相联系的。他以“事实”作为“知”的依据，以“行”求“知”的主张，和宋明理学家以内心的体验为“知”、以封建道德践履为“行”的唯心主义观点是对立的，表现了他反对封建传统观念的批判精神。
孙中山在解释“知难行易”这个命题时，强调以“行”求“知”，认为“能实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进步”，反映出他力图通过实践寻求真理的积极态度。但他所理解的“行”，只是他所说的“习练也、试验也、探索也、冒险也”这样一些意味着个人行为和活动的内容，尚不足以说明知与行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虽然在理论上存在不足，在实践上也未产生他所预期的效果，但是，在中国思想史上，他是第一个出于革命的需要而自觉地、比较系统地探讨知行问题的思想家。他还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进化论思想，充实了知行问题的认识论内容，并同民主革命思想联结起来，从而使这个古老的哲学命题获得了新的内容。因此，尽管他的“知难行易”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其中所包含的近代民主科学思想的积极内容和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合理内核，却是不容忽视的。
作为一位杰出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的社会历史观包含着不少积极因素。
孙中山是历史进化论者。他相信历史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他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嬗替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进化过程，肯定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并且强调必须用革命手段来改造旧的政治制度。他以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瞻望历史的发展，相信进步力量必胜，反动力量必败，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他说：“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水流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的曲折……但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因此，他树立了一个坚定的信念：“顺着潮流做去，纵然一时失败，将来一定成功。”反之，“倒行逆施，无论力量是怎么样大，纵然一时侥幸成功，将来一定是失败”（《民权主义》）。
孙中山也具有信任人民群众的进步思想。早在《同盟会宣言》中，他就指出近代革命不是依靠少数杰出人物的“英雄革命”，而必须是发扬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爱国思想的“国民革命”或“平民革命”。他还着重提出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状况的民生问题，并把它看作是“社会进化的重心”。
总的来说，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革命家和思想家。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并且通过他的政治实践不断对之补充和校正，从而使他的思想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在他的晚年，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将永远为人民所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