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思想特点与思想来源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晚年居于湘水之西的石船山，故学者称他为船山先生。
王夫之自小随父兄读四书五经、诸于百家、汉赋唐诗，文名重于乡里，但科举却一再落第。
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部攻下衡阳，请王夫之加入起义军，遭到拒绝。顺治五年（1648年），王夫之在衡阳举兵抗清，不久便战败。第二年他南下投奔南明桂王永历朝廷，被授予行人司行人的官职。在永历小朝廷，他亲眼看到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的黑暗内幕，他自己也受到东阁大学士王化澄的打击迫害，不得已投奔桂林抗清将领瞿式耜。桂林失守后，瞿式耜牺牲，王夫之为躲避清军“剃发令”而流离于零陵、常宁（今湖南南部）的荒山野岭之间，自称瑶人，居瑶洞，生活极其艰难。顺治十四年（1657年），他才回到衡阳老家，从此开始了隐居著述的生活。
王夫之一生著书百余种，四百余卷。死后由其子王敔刻印了十余种。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刻《船山遗书》，收入五十七种，二百八十八卷。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船山遗书》，收入七十二种，三百五十八卷，这是目前能见到的最全的版本。其主要著作为《思问录》《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俟解》《搔首问》《老子衍》《庄子通》《黄书》《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这些著作新中国成立后大都有校刊标点本。
王夫之思想的一个特点，是大胆总结和奋力创新。
王夫之的总结精神表现于多方面。在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方面，其论不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那样集中，但他的《读通鉴论》《噩梦》《黄书》《搔首问》等著作中，却含有丰富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的内容。王夫之的批判总结精神，不仅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学术思想方面。他在“观生居”住处，曾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诗句题壁，表现了对传统文化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感。
王夫之思想的又一个特点，是在对待学术理论批评对象的态度上，表现出认真严谨的学风。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盖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矣”（《老子衍·自序》），即深入所批评对象的营垒内部，追根寻源，充分抓住其弱点，同时又吸取其合理的因素，为己所用。
王夫之对佛老以及宋明理学的批评，都采取了上述的方法。这里以王夫之对“能”“所”范畴的改造为例来加以说明。
“能”“所”作为一对范畴，出自佛教哲学，就其内涵来说，大体与儒家哲学中的“名”“实”范畴相对应，但佛教哲学强调“名”与认识主体的联系，因此称为“能”，即含有“能认识”的意思，而把“实”作为认识的对象，也与认识的主体联系起来，称之为“所”，即含有“所认识”的意思。这样，佛教哲学就不仅区分了“名”与“实”，而且统一了“名”与“实”（将二者都与认识主体联系起来）。不过在佛教哲学中，“名”与“实”的这种区分和统一都是抽象的，它实质上认为二者皆空，“惟心惟识”，因此归根到底是“以能为所”。
王夫之把这种被佛教哲学头足颠倒了的“能”“所”范畴重新颠倒过来，吸收了上述观点中的合理因素，他指出：
境（指认识对象——引者）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能”“所”之分，夫固有之，释氏之为分授之名，亦非诬也。乃以俟用者为“所”，则必实有其体；以用乎俟用，而以可有功者为“能”，则必实有其用。体俟用，则因“所”以发“能”；用，用乎体，则“能”必副其“所”。体用一依其实，不背其故，而名实各相称矣。（《尚书引义》卷五）
细读这段话，可以看出，王夫之只是在形式上借用“能”“所”范畴，而对它进行了根本的改造：①他将“能”“所”范畴建立在“实有”的唯物论基础之上，指出“实有其体”“实有其用”，“体用一依其实”，与佛教哲学抽象的能所观有所不同。②他正确地阐述了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把“所”作为第一性的，认为主观能动性并不能脱离“所”而独自存在。王夫之这种对“能”“所”范畴的改造，表现了在理论思维发展史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