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司马迁的最大贡献是在史学方面。司马迁提出史学的任务是“通古今之变”。承认历史发展变化是其史学思想的前提，从变化中叙述历史是他的基本方法。为了“原始察终，见盛知衰”（《史记·太史公自序》），他首创了史书的书、表形式，在《史记》中，用“八书”论述典章制度的起源和古今变化，在年表、月表中，对兴衰变化作了系统的记述。

司马迁提出史学的另一任务是“究天人之际”。与董仲舒相反，他把重心放在论证人的作用方面。战国以来，魏、齐、秦、楚相继兴起，秦终于统一天下，接着秦代短命而亡，楚汉相争，项羽失败，刘邦建立了汉朝。面对这一系列“兴坏存亡”的历史变化，司马迁都着重以人的作用加以说明。他说：“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史记·穰侯列传》）。项羽把自己的失败归之于天意，刘邦把自己的成功归之于得人。司马迁批评了项羽的观点，赞赏了刘邦的认识，说明司马迁解释历史变化时，自觉排斥天命迷信，坚持人们自己创造历史的观点。

更加可贵的是，司马迁没有把“人杰”描绘成天生的英雄，而是反复阐明时势造英雄的思想。他所写的人物传记中如实地记述了刘邦手下的大批谋臣战将，他们本来只是些贫穷低下的小人物，生逢秦末大动荡的历史时代，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施展其才能，从而影响了历史发展。萧何为小吏时“录录未有奇节”（《史记·萧相国世家》）；周勃为布衣时，“才能不过凡庸”（《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樊哙、灌婴屠狗卖缯之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建立“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的功业。时势造就了一代风流人物。另一些人生不逢时，或不能以自己的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因而埋没无闻。

司马迁重视物质生活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政治的成败，社会的治乱，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他都试图从经济方面去作出解释。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方面，他认为齐桓公建立霸业依靠“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魏文侯强国得力于李悝的“尽地力”。而秦国统一天下得力于兴修水利，开郑国渠，“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史记·河渠书》）。秦统一后的残酷掠夺破坏了经济发展，弄得“财匮力尽，民不聊生”（《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史记·平准书》），于是导致了秦代的灭亡。在人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的关系方面，司马迁认为后者是由财富占有多寡决定的。秦汉两代都“重本抑末”，实行压制工商的政策。但司马迁却看到，富有的工商业者社会地位必然随之提高。“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史记·货殖列传》）乌氏倮从事畜牧业致富以后，秦始皇给以封君的地位，与大臣一起参与“朝请”；巴寡妇清从事开矿致富以后能够礼抗万乘，名显天下。他还认为经济地位决定道德观念，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司马迁还承认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们的正当要求，“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同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同上），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物无不追求物质利益。正是求利的动机使得农工商贾勤其业，乐其事，日夜不休地劳作。

最后要提到，司马迁对史学的现实功用的看法。《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认为历史是观察、处理现实问题的一面镜子，同时不能把历史经验绝对化。司马迁写史，“寓论断于序事之中”，既不同于发表空论，也不同于“微言大意”的春秋笔法，突出地体现了以史为鉴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