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黄老之学

战国汉初的黄老学派是道家的一个支派。由于这个学派融合道、法，主张“清静自定”，适应汉初休养生息、稳定政治局势和恢复发展经济的需要，因此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而盛极一时。

黄老学派从《老子》出发，倾注全力研究人类社会的成败、得失、祸福，熔铸道、法，兼采儒、墨、名家、阴阳家的一些成分，形成自己的政治、哲学、军事思想体系。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评述：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里描绘的“道家”不是老庄之学，正是《黄老帛书》中体现的黄老之学的思想面貌。

《黄老帛书》改造了《老子》“道”的范畴，把“道”形容为原初物质状态。《道原》认为，宇宙的最初状态与“太虚”混同（“迥同”），就是说没有形体，没有名称，但并不是虚无。《道原》还把“道”又称为“一”，它充满于空虚而本身不是空虚，它的根本性质是无意识而有“和”的作用。《十六经》说得更明确，“道”是“阴阳未定”的一种无名的原初物质状态，它类似《管子·五行》篇的“精气说”，而与《老子》认为“道”是精神本体的思想不同。

《黄老帛书》着重论述“天”这一范畴，把“天”解释为自然界本身。把“天”的规律性理解为无意志、无目的的自然规律。帛书又用“地气”“天地合气”“血气”说明生命现象运动变化规律的客观性，与农业、医学知识有密切关系，自然规律是无意识的，人则可以认识规律为自己造福。这显然又是吸取了儒、法的积极思想，而与老庄明显不同。

《黄老帛书》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主要表现是：①从《老子》的贵柔守雌思想出发强调要达到争取民心而“有天下”的积极目的。《十六经》说：“大（庭）之有天下也，安徐正静，柔节先定。”这里说的贵柔守雌，不是单纯懦弱退守，《经法》说：“以强下弱，［以］何国不克？以贵下贱，何人不得？”提倡“以强下弱”“以贵下贱”，是为了战胜别的国家，占有别国人民。②从《老子》的事物无不包含对立面的思想出发，强调了对立面相争的意义。《十六经》说：“阴阳备物，化变乃生”，“寒涅（热）燥湿，不能并立，刚柔阴阳，固不两行”。又说：“敌者生争，不堪不定”，“作争者凶，不争亦毋（无）以成功”。③从《老子》矛盾转化的思想出发，着重研究了转化条件，克服了宿命论和不可知论。《老子》说：“将欲弱之，必固强之。”《黄老帛书》运用这一观点解释黄帝如何战胜蚩尤时认为，让对方多行不义，自投于罪恶之中，自己一方还要兢兢业业，逐步从弱转强，才能达到战胜对方的目的，单纯从反面努力是不够的。《老子》认为祸福转化不可把握，《黄老帛书》则认为祸福转化有“见知之道”，强调“知祸福之所从生”（《经法》），积极趋福避祸。

形名（亦作“刑名”）问题也是《黄老帛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帛书认为形先于名，名生于形，名必须与实相符。在辨析形名的必要性问题上，帛书既注意其认识意义，又重视其政治意义。认为必须辨析形名，才能求得真知，“达于名实［相］应，尽知请（情）伪而不惑”（《经法》），必须辨析形名，才能维护社会秩序。

儒家主张德治，法家主张法治，各执一端互相对立。《黄老帛书》调和儒、法，发挥了刑德并用的政治思想。《尉缭子》说：“黄帝有刑德，刑以伐之，德以守之。”这是对黄老之学政治思想的很好概括。

用阴阳观念论证刑德，从而把刑德提高为主宰万物的两种根本力量，是《黄老帛书》政治思想引人注目的特点。《十六经》把阳与德相联系，把阴与刑相联系。认为刑德如日月，如四季，两者都是光明正大的，而且互相依存，缺一不可。这就为刑德并用的政治主张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刑与德的关系方面，《黄老帛书》认为以德为先，以德为主。由此出发，对儒家的仁义主张作了进一步发挥，在君臣关系上提倡“主惠臣忠”（《经法》）和礼贤下士。它认为君臣两方，君是主导方面，“主主臣臣，上下不道（斥）”，“主得位，臣福（辐）属”（同上）。但君应当以臣为师友、为宾客，如果君以臣为雇佣、为奴隶，国家就要危亡。在君民关系上认为“顺民心”“亲民”以争取民的拥护，然后才能推行政令刑罚，征伐敌国。黄老的德政主要指给臣民以物质利益，与儒家的德政主要指宗法情谊和道德教化不同，是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改造。《黄老帛书》同时也把刑提到了重要地位。刑的内容之一是指对外战争，反对“为利”“行忿”的战争，拥护“为义”的战争。刑的另一个内容是对内推行法制。帛书提出“道生法”，“法度者，正之至也”，“是非有分，断之以法。虚静谨听，以法为符”（《经法》）等观点，把法提高到判别是非标准的重要地位。还提出执法必须遵从“精公无私”“罪杀不赦”“赏必当功，罚必当罪”（同上）等要求，对法家政治思想有明显的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