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褒的《钱神论》与鲍敬言的《无君论》

鲁褒字元道，西晋南阳（今属河南）人。终生不仕，生卒年不详。史书称“元康之后，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

“元康之后，纲纪大坏”，这是鲁褒写作《钱神论》的直接动因。晋惠帝元康年间距西晋立国不过十余年，当权的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和生活上迅速地腐化了。“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石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计算，恒若不足”（《晋书·王戎传》）。他家有李子树，唯恐他人得种，竟在出卖时钻其核，被时人传为笑柄。鲁褒对“洛中朱衣”的这种“贪鄙”之风极为愤懑，以辛辣诙谐的口吻予以嘲讽。

鲁褒揭露了门阀士族的拜金狂热，指出他们不仅不读书、不理事，甚至于“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按：指钱），莫不惊视”。由于他们“以币帛为本”，造成无穷的弊端。他说：“官贵名显，皆钱所致。”又说：“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做官、胜诉离不开钱，还可以用钱驱使人干出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来，他用谚语称之为“‘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结论是钱“可谓神物”。

鲁褒从上述社会现实中推导出无神的结论，用以否定儒家的天命观。他说：“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吾以死生无命，富贵在钱。”又说：“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天何与焉？”这是说，“天”不能主宰人间的贵贱、祸福，人间罪恶的根源来自门阀士族的贪得无厌。这里虽没有正面宣传神灭论，但是对有神论和污浊政治都是有力的鞭挞。

与鲁褒的学术风格类似而在思想上更为深刻的是鲍敬言。他的生平和著作亦不可考，只有他的《无君论》作为被批评的材料，保存在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的《诘鲍》里。鲍敬言可能是东晋人，崇信老庄的无为学说。他否定儒家的“名教”，把阮籍、嵇康“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的政治理想，改造为无君、无神的主张。

鲍敬言的《无君论》以政治暴力和道德堕落说明君主制度的起源，否定儒家的君权神授说。他指出“曩古（远古。按：指原始社会）之世，无君无臣”，因而也就没有“聚敛以夺民财”的剥削现象和“严刑以为坑阱”的压迫现象，人人“纯白在胸，机心不生”，互相质朴地相待，没有机变巧诈之心。那么，君主制度是怎样产生的？他说：“儒者曰：‘天生蒸民而树之君。’岂其皇天谆谆言，亦将欲之者为辞哉？夫强者凌弱，则弱者服之矣；智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鲍敬言认为，由于社会上产生了强者和智者，他们以暴力压服别人，以诈巧欺骗别人，于是许多弱者和愚者便成为被压服、被欺骗的对象。在他看来，“君臣之道”是人为的，并非苍天之意，说是天意，这纯系儒家的假托之辞。

鲍敬言指出，君主制度是社会上一切罪恶祸乱的根源。他说，有了君主，就有“僵尸则动以万计，流血则漂橹（大盾牌，形容流血之多，把大盾牌都漂浮起来了）丹野（血染红了原野）”的战争，就有“剖人心，破人胫”等的刑法，所有这些使得人们的生活陷于贫困。他把君主比为吃鱼的獭，吃鸟的鹰，“夫獭多则鱼扰，鹰众则鸟乱，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他提出和回答了这样的问题：“非鬼非神，财力安出？”社会财富是谁创造的？君主百官是谁养活的？他的回答简洁明确，是“百姓养游手之人”。因此，他断言做君王的都是盗贼，像桀、纣那样的暴君固然可恶，像周武王那样的“圣王”亦不值得称颂，两者的区别，犹如盗贼分赃，取多取少而已。

鲍敬言描绘了一个“无君”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的模式是依托于渺茫的远古时代，那时，没有徭役，没有赋税，没有军队，没有战争，人人都有土地，有生计，足衣足食，和睦相处。这种理想的理论根据是自然界的天然平等。他认为天地是自然的物质存在，阴气阳气，自然化生万物，天在上，地在下，“各附所安，本无尊卑也；君臣既立，而变化遂滋”。并不是因为有了天尊地卑才有君臣；相反，正是因为有了君臣上下，才把尊卑的观念赋予本来无所谓尊卑的天地。在他看来，自然界是自然平等的，人类社会也应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