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和荀子的“天人相分”论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年赵国人。早年游学于齐，上书说齐相不遂，一度离齐之楚。齐襄王时返齐，三为稷下学宫祭酒。公元前266年，应秦昭王聘请入秦，对秦国民风淳朴、政治清明有深刻印象。返赵后，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强调“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荀子·议兵》）。公元前255年，再次入楚，被楚相春申君用为兰陵（今山东峄县）令。春申君死后免官，居于兰陵，授徒著书终生。弟子很多，韩非、李斯和汉初传《诗》的浮丘伯都出其门下。《荀子》一书大部分为其自著。

荀子推崇孔子、子弓，又非常重视儒家经典，主张“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荀子·劝学》），要求学者以毕生的努力学习儒家经典。荀子属于儒家重要代表。他以不当权的封建圣人自居，力图以他在学术思想领域“齐言行”的努力与当权者“一天下”的政治活动相配合，为“一天下”服务，因而成为战国百家之学的总结者。荀子把他所说的十二子分为六个派别（它嚣、魏牟，陈仲、史，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对各派不合乎封建等级制度、封建伦理要求的主张都作了批评。荀子着重批评了当时影响最大的子思、孟轲学派，认为子思、孟子一派儒者的学说，虽然其言大略取法于先王，但并不懂得先王的准则，然而他们志大才多，见闻广杂，推究往古而臆造出“五行”（指仁、义、礼、智、信，或说指仁、义、礼、智、诚，或说仁、义、礼、智、圣）之说，怪诞而不伦不类，神秘而不可通晓，晦涩而不能理解。他认为子思、孟子没有理解“先王”之道的实质，他们讲解孔子学说走了样。

荀子对儒家以外各派学说不是一概否定，而是加以分析。《荀子·天论》说：“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前；老子有见于绌，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他承认百家之学各有“有见”之处。清初精研诸子的傅山指出，荀子的思想实际“近于法家，近于刑名家”，而且在一些观点上，“又有近于墨家者言”（《荀子评注》手稿），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

荀子在战国生产力和科学发展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取得政权的地主阶级的需要，提出“天人相分”的理论。它吸取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而否定其中的消极无为成分；吸取墨家重视实践经验的思想而抛弃墨家“天志”“明鬼”的主张，相当彻底地否定了传统天命思想，是对先秦天人关系争论所作的一个很有科学价值的总结，在古代思想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荀子明确提出，天是无意志、无目的的自然界。自然界没有意志，按照本身的固有规律运动变化着。天有天的运行规律，人有人的活动领域，两者不能互相代替。自然界发生变化的规律，并不以人类社会的君主是否贤明而改变。社会的贫富取决于人们能否努力发展农业生产而减少浪费；人体的强弱取决于能否得到充足的给养和适时的锻炼；吉凶祸福取决于人们的作为能否有所节制。人类社会的这种规律性，自然界也是不能改变的。

荀子主张人“不与天争职”的同时，又肯定人能利用规律，改造自然，来为人类谋福利。他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参”就是参与。人能够适应天时，顺应地利，参与自然界的变化。人的这种能力，叫作“能参”。

荀子以“能参”和“所以参”为基础，提出“制天命”的思想。他对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充满信心，对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前景抱着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如果能够发挥人的能动性，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种种条件，人们就可以创造出财富，过上富裕的生活。

荀子从“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出发，批评世俗迷信，他认为“星队（坠）木鸣”之类的自然现象并不是吉凶的预兆，只不过罕见罢了。因为罕见人们觉得奇怪，这是可以理解的，产生畏惧那就错了。当时有所谓“骨相”迷信，从观察人的形体颜色，推断吉凶善恶。荀子认为人的善恶吉凶取决于“心术”是“正”还是“恶”，与“骨相”无关。荀子对祭祀、卜筮作了新的解释。他不相信求雨的祭祀可以使天降雨，卜筮可以预知未来，认为人们之所以举行祭祀，进行卜筮，只是出于礼节仪式的考虑。如果真的认为祭祀和卜筮有神秘作用，那就会造成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