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玄览及其《玄珠录》

隋唐五代是道教的发展时期，著名的道教学者相继出现，其中，致力于道教理论研究并能自成体系的，则以唐代的王玄览、司马承祯、李筌、五代十国时的谭峭等人为著名。

王玄览（626—697年）名晖，法名玄览，广汉绵竹（今属四川）人。30余岁时，曾与二三友去茅山学道，途中觉得同行的人都不具有“仙才”，半路返归故里，感叹“长生之道，无可共修”，此后遍研道、释二教经典，专重“心证”。49岁时，受益州（治今四川成都）长史李孝逸召见，深受敬重。武则天神功元年（697年），奉召赴京，行至洛州而卒。弟子尊其为洪元先生，将他谈论经教的语录，辑成《玄珠录》二卷，收入《正统道藏》中。

王玄览的《玄珠录》以道家思想为主，兼采佛家学说，表现出明显的道、佛合流的色彩。他以“道”为最高范畴，以《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一章）为理论基础，把“道”看成是“可道”与“常道”的统一体。他认为“常道”生天地，“可道”生万物。万物有生有死，不能长存，而天地则无生无死，可以长存。因此，“可道”无常，是假；而“常道”才是真、是实。所以他又称“可道为假道，常道为真道”（《玄珠录》卷上，第七）。由于“常道”和“可道”都同是“道”，因此双方也存在着“相因生”“相因灭”的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关系。他说：“不但可道可，亦是常道可，不但常道常，亦是可道常。”（《玄珠录》卷上，第八）这段话，他没有作具体解释，大意是说，“常道”要通过“可道”才能够表现；“可道”要依靠“常道”才能够存在。“道”的性质，就是这种真与不真、常与不常的统一体。这样的说法，十分类似华严宗的思辨哲学。可以说，道家的观点、佛家的方法是构成王玄览“道体”说的两块基石。

王玄览在谈到“道”与人的关系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道”与众生异，怎么可能修得“道”？如果众生与“道”同，那又何必要修“道”？对于前一个问题，王玄览的回答是，“道”与众生也存在着“互相因”，即互相依存、互相联结的关系。据他说，“众生禀道生”，所以是“道”中有众生，众生中有“道”。因此众生可以因修而得“道”。这种“即道是众生”“即众生是道”的命题，与“即物是道”“道皆是物”的命题一样，在后代的理学和反理学思潮中都产生了反响。对后一个命题，他的回答是，众生与“道”同，这是要经过人的主观努力才能实现的。当人的言行还没有完全置于“道”的约束之下时，他叫作“人显道隐”，就会受到各种烦恼和痛苦的困惑，众生需要修“道”，就是为了避苦求乐，早一天进入道教所构造的“乐园”中去。

对于如何修炼“常道”的问题，王玄览以为，不应外求，而应内求，他称之为坐忘养神。他说：“形养得形仙，坐忘养舍形入真”（《玄珠录》卷上，第六），只有用坐忘的方法养神，才能超越形体，得到真道。所以，他认为修习“常道”的要旨是通过“心证”求得一个清静不变的“识体”。这又和佛教唯识宗的观点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