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对理学的批评

黄宗羲晚年将注意力集中到学术方面，潜心研究理学、经学和史学。

黄宗羲批评了理学学风。他说：“尝谓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为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文苑为词章，惜儒林于皓首，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规为措注，与纤儿细士，不见长短。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愈巧乎？”（《留别海昌同学序》，《黄梨洲文集》）这里说明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他们对理论的分析都很细密，使人抓不住他们的不足之处。但他们的一个共同缺点是与社会实际脱节。他强调人们研究学术（学问之事）必须着眼于现实社会，表现出强烈的求实倾向。

黄宗羲在思想上保留有王学的痕迹，但更多的则是对王学的改造。在对于“心”的作用的看法上，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在《明儒学案·序》中，黄宗羲有这样一段话：

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

如果孤立地看第一句话，好像确是王学“心外无物”的意思，但细究其内容，与王守仁对“心”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在王守仁看来，具有良知的“心”，既是道德和真理的本原，也是万物的本原。王门诸子矻矻于致良知之学，多数人实际不超出对“心”的体认，究其原因，正是由于把“心”当作真理的源泉，而排斥了其他的认识活动。黄宗羲与王守仁及其多数弟子不同，在他看来，“心”的作用仅仅是知觉和思维，并不能把“心”看成万物的本体和真理的源泉，只有在“心”（知觉和思维）与其对象的结合过程中才能显示出本体，即真理。因此他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在这里，他强调本体（真理）是一个认识过程。这就摆脱了理学家把“理”看作是先天的、僵死的观点。

由上述观点出发，黄宗羲又指出：“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这就再次肯定了独立思考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穷理的过程，也就是“心”（知觉与思维）的思考过程，因此，穷理不应该是从“万物之万殊”中体认“一理”，而应该有各自的独立见解，这就是“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的意思。

关于气是宇宙存在的根本形态的观点，在黄宗羲的文集以及《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中可随处见到。这些说法，与罗钦顺、王廷相、刘宗周大体相同，很多处在文字上也几乎一致，说明他采纳和吸收了前人的观点。

以气本论为基础，黄宗羲批评了分理气为二的观点。他认为，从客观总体上来看，气与理同样处于守恒的状态，不存在谁有聚散的问题。从这种观点来看，不仅理无聚散，气也同样无聚散，但是，如果从具体事物来看，气与理同样处于日新不已的变动状态，不仅气有聚散的变化，理同样也处于变化之中。这样的观点阐述了理气的变化——“日新不已”，包含有辩证思维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