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和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

墨子（约前480—约前400年），名翟，鲁国人。手工业者出身，具有手工业生产技能，会制造器械，熟悉“农与工肆之人”的生活状况，自称“贱人”“北方鄙臣”。“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他学习了儒家学说，又批判了儒家学说，创立了墨家学派。墨子除在鲁国活动外，曾做过宋昭公的大夫，到过齐国和卫国，几度游说楚国。有一次，墨子见到楚惠王，惠王不能“听其道，行其义”，却表示“乐养贤人”，要封给他书社五里，他不受而去。越王翁中派车五十乘，答应封地五百里，使公尚过到鲁国来迎接墨子。墨子得知越王不是一个能实行自己政治主张的人，便拒绝到越国去，说：“意越王将听吾言，用吾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抑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粜也，钧之粜，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墨子·鲁问》）说明他奋斗一生，都是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而不是谋求禄位。

《墨子》书中的《兼爱》《天志》等篇反复提倡“兼相爱”“交相利”。这是墨子的基本主张。墨子认为当时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使得“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墨子·尚贤下》），成为天下的大害，而战争与争夺的根源在于缺乏“兼爱”的精神。

墨子也把“兼爱”称为“仁”，把具有“兼爱”精神的人称为“仁人”，与孔子提倡的“仁”字面相同，具体内容有很大差别。孔、墨都不满意当时社会动乱的局面。孔子站在维护周礼的立场上批判现实，墨子则站在弱者、寡者、贫贱者、愚者的立场上批判现实。孔子主张的“爱人”是依照宗法制的“亲亲”原则，对亲疏不同的人有先后轻重之分。墨子则主张“爱无差等”（见《孟子·滕文公》），“爱无厚薄”（见《墨子·大取》）。“爱有差等”与“爱无差等”之争，是儒、墨两家交锋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非攻”就是反对攻伐战争，它是“兼爱”原则在国与国关系上的运用。当时战争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墨子提出并组织墨家集团参加反对攻伐战争的实际活动。墨子的“非攻”思想有两点值得肯定：①墨子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揭露了战争的危害。《墨子·非攻中》篇列举了战争在九个方面带来的“不可胜数”的灾难，如消耗大量物资，损失大批武器，伤亡众多牛马，残杀千万人民，等等。《墨子·非攻下》指出：战争使得“农夫不暇耕稼，妇人不暇纺绩织纴”，人民“饥寒冻馁疾病，而转死沟壑者，不可胜计也”。因此得出结论说，攻伐战争是最大的不义。②墨子区分了进攻战争和防御战争，还区分了“伐”与“诛”。他坚决反对攻伐“无罪之国”的战争，尖锐抨击攻伐小国的大国，但当一个国家遭到别国的进攻时，墨子主张积极防御，他发明过多种守城器械，以进行防御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