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法家的历史悲剧

法家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时的管仲、子产，而实际始祖是战国初期的李悝。李悝与吴起、商鞅、申不害是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战国末年的韩非为法家思想的总结者。法家学说以政治思想为中心，许多法家思想家同时是领导当时各国变法改革的政治家。

李悝是魏文侯（前445—前396年在位）相。编著《法经》是李悝的一个创举，《法经》是秦汉以后法律的滥觞。李悝的经济政策是“尽地力之教”，宗旨是安定民众生活，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办法是稳定粮食价格。这是李悝的又一创举，后代的均输、常平仓等办法都导源于此。

吴起曾做过魏国的河西守，因被谗，约于魏武侯十三年（前384年）逃到楚国，先为苑守，后为楚悼王的相。他为楚相仅仅一年时间，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富国强兵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商鞅先在魏国求仕，因得不到梁惠王信任而离开魏国。入秦后，受到秦孝公重用，由左庶长、大庶长升为大良造（相当于相国兼将军）。秦孝公六年（前356年）和十二年（前350年），两次进行变法改革。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合法；重农抑商，奖励耕织；颁布度量衡标准器，统一度量衡；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公布法令，宣布贵族犯法与庶人一样要受法律制裁；推行县制，以君主直接任命的官吏取代世袭贵族；革除戎狄旧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君书·更法》）的口号，与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展开斗争。他还提出“以刑去刑”的严刑峻法理论。《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变法的第一年内，秦国都之民有数千人认为新法不便而加以反对，“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变法为秦国富强奠定了基础。

申不害为韩昭侯相15年，即自昭侯八年（前351年）至二十二年（前337年）。申子也讲法，但他的思想特点是讲“术”。他认为君臣关系犹如富贵之家与盗贼的关系。臣总想窃夺君主的国家，君主必须使用种种机巧权术侦伺众臣的行径，而君主自己要“窜端匿迹，示天下无为”，不让别人看清自己的心思，才能保住君主的地位。

法家先驱者子产以开明政治家的姿态出现，为了“救世”而公布法律，实行“惠人”政策，因而破坏了礼制，引起旧贵族势力的反对。但子产还没有与旧贵族直接冲突，表明当时新旧社会势力的斗争还没有发展到激烈对抗的程度。早期法家人物所处的形势就不同了。《法经》能够产生，“尽地力之教”得以推行，都是李悝时代私有财产进一步发展，国民阶级势力壮大的反映。但是旧制度和旧贵族势力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韩非子评述申不害相韩时的局势说：“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悖。”（《韩非子·定法》）“新法后令”与“故法前令”的矛盾对抗，反映着新旧社会势力的较量。旧的束缚着新的，不能不引起更加激烈的搏斗。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对旧贵族确实算得上“刻暴少恩”，引起旧贵族的强烈仇恨，而终于被旧贵族杀害。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史记·商君列传》）太子犯法，便对其傅其师依法施刑，也确实算得上敢作敢为，而终于遭到车裂。前期法家在历史舞台上演出的是一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