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围和通例

中国思想史先秦时期的史料，可以划分为文物史料和文献史料两大类。文物史料是指传世的和近代以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包括商代和西周的甲骨，商代和西周、春秋战国的青铜器等，其中有卜辞的甲骨和有铭文的青铜器更为重要。卜辞是反映商代、西周宗教观念的重要史料，青铜器铭文是反映先秦宗教观念、宗法思想的重要史料。文献史料是指有关思想文化的历史文献，大致包括这样几类：一类是所谓“五经”，即《易》《书》《诗》《礼》《春秋》。一类是春秋战国诸子学派的著述，如《论语》《孟子》《易传》《墨子》《老子》《庄子》《孙武兵法》《管子》《公孙龙子》《商君书》《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还有一类是先秦史书，包括记载春秋历史的《左传》《国语》，记载战国历史的《战国策》和《史记》中有关先秦部分的历史。此外，有一些先秦史料汉代或隋唐时期还存在着，甚至宋代也还可见，却在唐以后或宋以后散失了，但《史记》以后的著述中却收录了其中的某些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史记》以后的书籍中的记载也值得重视。

先秦文献有一些不同于后代文献的通例，利用先秦文献时，应该有所了解。

（1）先秦文献大都不是一个人的著述。“五经”中的《易》是由西周初期以前周族占筮积累下来的资料整理而成的，《书》是三代先后发布的政治文诰的结集，《春秋》来源于各国史官执笔写下来的大事记，《诗》更是西周至春秋早期的诗歌总集，《礼》也不能认为它就是周公的个人著作。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著作也大都不是一个人的著述。《论语》是孔门后学记述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而不是孔子的著述。《墨子》的作者题为墨翟，其中却有后期墨家的作品。《庄子》的作者题为庄周，其中却有老庄学派其他学者的著述。《管子》一书题名为管仲，其实是战国稷下学者著述的总集，其中还包括不同学派的见解。战国后期诸子著述如《公孙龙子》《荀子》《韩非子》中属于题名作者的作品占多数，也有一些篇肯定不是或不能肯定是题名作者的著述。先秦最后一部书《吕氏春秋》则是在吕不韦主持下由其门客集体编写的作品。

（2）先秦文献往往杂入后代人的文字。先秦著述历时久远，或者口耳相传，或者辗转传抄，在流传过程中本身面貌会发生某些变化。特别是秦代焚书、禁书造成先秦文献散乱，汉初学者依据保存下来的零散篇章编集成书，或由年长学者口述重记。现存先秦文献一般都是汉初学者编集起来的。先秦文献中杂入后代人的文字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早在公元6世纪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篇》中就指出了这个问题。清代王念孙、王引之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中考证出大量这类文例，随后俞樾搜集了更多的同类材料，写入《古书疑义举例》中。要辨识先秦文献中杂入的后代人的文字，有赖于史学修养和理论修养，并尽量注意前人的研究成果。

（3）先秦文献都有注释。流传至今的每一种先秦文献都有秦代以后人的注释，其中儒家经典的注释特别多。我们阅读先秦文献可以依靠汉代及汉代以后的注释，但古人的注释在不同方面价值大小不同。一般说来，古人对语言文字和历史知识的注释可靠性比较大，而对思想内容的注释常常与先秦文献本身有距离，甚至完全不同。我们利用注释的时候，对于古人的注释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为了利用古人的注释，还应该知道古人注释的体例和流派。汉代的注释有“传”“说”“训”“故”（亦作“诂”）、“注”“解”“笺”“章句”等名目。魏晋开始又出现“集解”“正义”“疏”等名称。只要了解一点训诂常识，这些方面的问题大体可以解决。

（4）先秦文献的格式、用字与后代距离较大。多数先秦文献本来没有篇名，现在看到的篇名是后人整理编定时加上去的。《诗经》《论语》《孟子》的各篇都是编集者从各篇第一句取几个字为篇名，有的甚至不能成词，这样的篇名不能概括整篇的内容，我们不能望文生义从篇名推测其主题和思想。《墨子》《庄子》《商君书》《荀子》等书的篇名，多数可以概括整篇的内容范围或中心思想，但那些篇名也是后人加上去的。至于书名，更是后人编集成书后加上的，各书中包括的著作本是分散流传的，自然不可能有总的书名。不署作者姓名也是先秦文献格式与后代的不同点。许多先秦文献的作者至今无法确定，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先秦文献使用假借字多。汉字有本义、引申义、假借义。现代人用一个字代替另一个字就是写了错别字。但先秦没有这个规矩，用假借不算错误，所以假借字特别多。古人用假借字主要是以音韵相同或相近为原则，也有少数是以字形相近互相通借。但古今字形有变化，字音变化更大，我们遇到这类问题要依靠前人的注释和好的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