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之音”
“正始”（240—249年）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玄学的第一个派别产生于正始年间，故称该派的思想观点为“正始之音”。它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代表人物，以兼注《老子》《周易》《论语》为学术特色，以论证“无中生有”为主要内容。“正始之音”完成了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的转变。以后，玄学各派大多围绕该派的观点展开争论，掀起了中国思想史上又一次学术辩论的高潮。
何晏（193—249年）字平叔，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东汉外戚何进之孙，曹操的假子。对《周易》《老子》钻研很深。官至吏部尚书，后为司马懿所杀。
王弼（226—249年）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人。出身于东汉名士家庭，祖、父二代与荆州之学交往密切。荆州之学系东汉末年刘表在荆州所建立的学派。当时，荆州比较安定，文人学者从中原等地聚集于此，成为两京战乱以后的新的学术中心。王弼家里藏书很多，这样，他“幼而察惠，年十余，好老氏，通辨能言”就不是偶然的了。经何晏推荐补台郎，但他不善于做官。正始十年（249年）因事免官，同年死于时疫。
上述二人的经历，说明他们在学术上都是“早熟”的，是当时所谓的“后起之秀”，因而“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有学术思想上的创新精神。该学派在曹爽当政的十年间发展迅速。但他们经不住政治上残酷的倾轧而相继死去。早熟而又早衰，这就是玄学家个人遭遇的特点。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晋书·王衍传》）这里所谓的“无”是指《周易》的“太极”或《老子》的“道”，它是无形、无名、无为的总称，一切有形迹的东西只有依靠它才能产生，才能发生作用。
由此，他们把世界上的事物和现象概括为“有”和“无”两类，从“有”“无”两者的相互联系、对比中说明“无”比“有”更为根本。何晏说：“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列子·天瑞》注引）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老子》四十章注）并举例说：“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知末也。”（《老子》五十二章注）这是说，“有”“无”的主从关系犹如“本”“末”、母子的关系一样，不应也不能颠倒。他们纯熟地运用“本”“末”范畴来阐述其观点。
在玄学思想家看来，有形迹的东西都有其局限性，这叫作“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老子指略》）。具体形象和具体音响只能表现为一种属性和作用，它们不能概括所有的形象和音响。因此，他们提出在具体事物之后，还有更本质的东西，虽然人们看不到也摸不着，但这种属于“本”的东西比“末”更加充实和丰富。他们认为“本”是“不温不凉，不宫不商”；是“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同上），即是超感觉的。这种超感觉的抽象之物具有以下特点：①它不代表任何具体，却是任何具体都能包容。②它不具有人格和意志。③它是一切形迹赖以存在的根据。玄学思想家以黑白之色、方圆之物为例，说有了颜色的概念，才有黑白的区别，有了规矩的原理，才有方圆的器物。在他们看来，概念、原理是更为根本的。因为它无名无形，故称为“无”。④它要通过具体形迹才能表现出来。如果不通过具体的形象，“大象”就无以表现；不通过具体的声音，“大音”也无以表达。因此，“有”对于“无”，“末”对于“本”同样是不可缺少的。这些观点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①它们明确论述了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但不满足于现象，而力求抓住本质。②它们洞察到本质是有层次的，世界的整体有本质，每一个具体事物也有本质。所以玄学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理论思维向着深化方面发展，这个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不过，它们夸大了本质和一般的作用，把本质和一般看成是现象和个别的源泉，从而使本质和一般成为没有物质依据的纯粹抽象的东西。
何晏、王弼认为，作为世界本质的“无”是不能完全依靠语言、文字来说明的，即不可言说，只能体会。这就是著名的“言不尽意”论。
“言不尽意”，源出《周易·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文字不能完全地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地表达思想。后为三国魏荀粲首先予以发挥。他提出，六经只是“圣人之糠秕”，因为它不能表达圣人的言外之意，批评汉儒只知固守经学章句的教条。王弼则提出“言”“象”“意”的范畴，并对它们进行系统的论述。“言”，指语言；“象”，指《周易》的卦象，原来是模拟仿效的意思，如用马代表乾卦，牛代表坤卦，马、牛就叫作卦象，相当文字的意思；“意”，是指卦象所代表的意义，如马代表乾卦的刚健的意义，牛代表坤卦的顺从的意义，类似于“思维”这一概念。王弼主张：寻言以观象，得象而忘言；寻象以观意，得意而忘象。据王弼的解释，“象”是由“圣人”制定的，如果只是固守于“象”，那就无法了解“圣人”制“象”的意图；“言”是因《周易》的“象”而产生的，如果只是固守于“言”，那就无法了解“言”产生的原因，“言”就是同“象”没有联系的“言”。所以，王弼认为只有把“言”和“象”放在次要的甚至可以被遗忘的地位，才能“尽意”而“体无”。这就是“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的意思。
王弼的“言不尽意”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儒家经书与新思想的矛盾，使圣人之意和自然之道相沟通，把人的认识纳入到对“无”的玄想之中。但同时也提醒人们注意语言、文字同认识对象的区别及其自身所具有的局限性，不要因此而妨碍对“真理”的追求。这种学说，对当时及以后的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言不尽意”奠定了创作论的理论基础；“得意忘象”奠定了欣赏论的理论基础。
何晏、王弼“以无为本”的学说，也是一种为封建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名士们的个人利益作论证的政治哲学。他们主张以名教（指以正定名分、等级为主的封建礼教）维持封建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宣称“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王弼《老子》三十二章注），并把它说成是“朴、真”，即自然而然的表现。根据名教统一于自然的思想，王弼提出了个人政治实践活动的两条指导原则，一条叫作“居安思危”。王弼认为，眼前的既得利益是第二位的，保护自己的个性不受伤害才是第一位的，时刻记住这个道理，才能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另一条叫作“以静制动”。这就是要求名士们注意自己的行为后果，不去做那些危及自己利益的事情；为了保全自己，即使“动天下，灭君主”也可以置之不顾。